拈花傻笑

看那些人2005-7-2 9:45:00

三七(老邱)文  
看那些人（摘自《训子记》的第八天）
　  这一天，我带着儿子来到一个喧嚣的广场，那里，一些人正在破坏和叫骂。我对儿子说：

　  今天我带你到这里来，是要你知道当人的本性迷失时，会变得多么可悲。记住你今天看到的事情，永远引以为诫，在任何时候，不管有多少貌似成理的理由，都不能放任自己于这种可耻的处境中。今天不是来教给你警惕罪恶的，因为你面前的人还不配拥有“罪恶”这个可怕的名字，只不过是卑琐和龌龊。我已经教导你免于各种重罪，今天我要告诫你，面前的行为也是你当避免的；在你长大以后，可能有更多的危险来自类似的堕落。及时清理你的心灵，不要使莠草横生，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些例子那样。

　  向那里看，看那些人，他们的脸上带着轻浮的快乐表情，哪怕是灾难和亲人的丧亡，都无法把他们从这种下贱的娱乐中救赎出来。在他们允许自己无耻时，他们放弃了人性中最珍贵的部分，而任由那最低贱的部分主宰他们。他们的灵魂在泥淖中打滚，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状况的可悲。理智本来是我们最可贵的灯盏，在他们那里却被搁在一边发霉。他们宁可在黑暗里行走；剩余的一点机智，又只够使他们变得更加无聊。在他们狭隘的心里，只能看到这个世界很少的方面，而对所有超过其理解能力的事物，一概报以嫉妒和无知的轻蔑。

　  再看那一些咒骂着的人。在没有提升自己灵魂的希望时，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到别人也都像他们一样堕落。他们不惜侮辱自己，以期待自己的肮脏也能传染给别人。龌龊的语言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因为他们发现比他们好的人不屑于步入他们自己所沉陷的泥淖，便觉得卑鄙反而成了保护；而且除了这种手段，他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吸引人的注意。不要脸红，我的儿子，除非你是在为你拥有这种同类而耻辱；他们那些下流的话语毫无意义，只是把自己的卑微展示给人看。

　  再看那些轻躁狂暴的人，如果我告诉你，他们以为自己昏乱的举止是勇气的证明，你会觉得吃惊吗？当没有看到危险时，他们用狂暴掩饰自己的怯懦；当危险发生时，他们会掩着脸逃跑。这是一些平庸的懦夫，即使他们有反省的能力，也绝对没有勇气像自己的心里看。像这样的人，只有在安全时才是勇敢的，只有在免费时才是慷慨的，只有在浅薄时才是动情的，只有在愚蠢时才是真诚的。仇恨盘踞在深处，像虫儿一样蛀得他们的心灵枝叶凋残。每一种狭隘的情感都立即征服他们不设访的内心，每一种盲目的情绪一旦发生，都会立即成为他们的主宰。

　  我要你看到，一颗没有教养的灵魂，是会多么轻易地放纵自己于各种龌龊的想法。他们中一些幸运的人，将来会有机会看到自己曾是多么卑下；另一些人的心灵，将永远沉沦在泥淖里，永远没有可能摆脱卑贱的悲惨，永远没有希望领会高尚的乐趣。看这些自我放逐的人！人类在类似的各种地方第二次堕落。我要你记住今天所看到的景象，希望你面前的场景能让你颤抖，并反省你的内心，意识到你的危险。不要憎恶他们，我要你为他们悲伤，他们不是罪人，他们不过是被美德抛弃的不幸的人，不知道自己本来有机会做更好的人，不知道世界上本来有更好的事物。我曾拉着你的手穿过罪恶的展厅，也曾带着你欣赏各种美丽的事物，今天我要你知道，在人性的两极中间，还有各种广大而充满迷雾的地带，将来你一个人穿越这些地带时，我希望这一次的记忆，能有助于你发现道路在哪里和不在哪里。

《骂字》2005-7-2 9:46:00 三七 (老邱)文

　　我不会写字，只偶尔看一看。彝器文字的好处，我是看不出来的；人们说金文“古拙”，这是挺可笑的说法，对原始艺术类似的评论，都是犯了“时代错误”，拿今人的感觉，去套在古人身上，以至看不清粗陋和自然的分别。早期的字，美感是有的，而且因为尚在童蒙状态，每一笔都需要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创造都是成功的。我们看写经体，再看看钟繇的字，有时会迷惑，但细细想来，写经体虽然生动，终究还是不如钟繇写得好，道理便是这样。而赵孟？的小字，有几帖是从钟繇学来的，则又不如写经体，因为死气活样的。其实“书法”到了唐朝，末世的气象已渐渐萌出来了，但唐人可施展的余地尚大，性子又较后人随便些，所以尚能支持不堕。中间颜真卿的字，后人仿效的很多，因为有特点的东西最容易摹仿。但若忘掉后面的事，单看他的字，虽然浅显，还是随意而别致的。我怀疑他手部的生理有一点特殊，所以才会那么写，但没证据支持，只是瞎猜。在唐朝，写字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只是在写文人的招牌，所以生机尚存；但那种趋势，从晚唐渐渐明朗，书法一道，便趋末途。

　　在名帖里，《韭花帖》是最后令我眼睛一亮的。虽然它也是出入老颜，但懒洋洋的，不那么着意，颇有生动之致。不过如果我们先看了一肚子宋字，再来看《韭花帖》，味道便要打个折扣，这种“逆影响”在欣赏中很常见。这是后人的罪过，没有创造力的人，却另有奇怪的本事，使前人也受他们的牵连，好像被他们“俗化”了一样。宋人便是这样的人。在各朝各代中，我最厌恶宋字，这是一种“文人字”，螺蛳壳里做道场，又全是一副精神。这也许怪不得他们本人，生不逢时，便英雄也只好徒唤奈何。宋人的字，单看一个尚漂亮，看全篇就雷同得厌人，看一篇尚可，看一个人的字，就令人气闷，看一个人的字尚可，看整个宋代的字，能把人烦死。什么苏黄米蔡，那种漂亮，是涂脂沫粉后的，如果洗去铅华，剩下是便是一副俗骨。若说才能，宋人当在唐人之上，但没出现高到足以打破篱笼的人，只好在细节上做些文章。这种文章做到极致，便是赵孟？。他的字好到完美，却是完美的尸体，略无生气。

　　在缺乏创造力的时代，会出现各种创造的理论。什么歌诀、书论，穷斯滥矣。有些老实一点的，便作些经验之谈，学此不学彼，先学后学之类；捣鬼一点的，便发言玄远，云山雾罩，意在掩饰其苍白。书论一盛，书道沦亡更快了。有明一代人，胸无大志，写字也是如此；但好在并不高自标举，所以常常可亲，一些小字颇有闲逸之志。清朝“愤青”很多，因为双重地受到压抑。但传统对人的压迫，不仅在于要你随着它来，还在于要你反抗，逆其道而行之，结果还是和它发生关联，假若传统是有生命的东西，这时它该冷笑了。笔笔要写在前人写过的地方，和笔笔要写在前人没写过的地方，这两种动机，都产生出同样一种东西的牺牲品。八怪之类，都沉重得很；清人写怪字的很多，但自郐以下，更无足论。而且后来这“怪”也成了风尚，越是俗人，越琢磨写得不俗，但没意思的人，又怎么写出有意思的字来呢？

　　这是从艺术上立论。从实用的角度说，字写得好坏，无关大旨，现在我们用电脑，更是都“写得”一般好或一般坏。即使从艺术的观点来看，也并不是如果不能写得最好，便不要写。有时我想，如果写得不好，最好不要挂在墙上，帖在门上，但其实这也未必，这世界毕竟还是花样多些好。

　　不过今人的字，——仍按前面的口吻来说——是越发地没法儿看了。创造力不够的人，如果有自知之明，至少能把他会做的事做得很好。我们看沈尹默的字，虽然不那么叫人佩服，却老实得很，叫人感动。然而创造力不够的人，如果非要大创造，却只能产出怪胎，——怪胎还是好的，更多的是故作高态，奇服异行，骨子里却腐臭不可当。现在书界横行的多是后一种人，我们偶尔翻看一下书法类的杂志，或看几次展览，便会认识许多这样的“书法家”。揪着头发要上天，往往上天的是头发，秃子却留在地面上；其实更多的人，也并不真想上天，只不过是做出要上天的样子，希望骗别人用仰视的角度来看他而已。这类的书体，不但还不及馆阁体，在我看来，较之踉踉跄跄的“老干部体”，尚有不如。

　　据说，现在是书风最盛的年代。有个怪词儿，叫“写书法”，虽然只是没知识的人才会这么说，也可见出“书法”一道的堕落。我认识几位“书法家”，其中较有趣的一位，会在打扑克时做弊；但即使是他，一到写字时，正襟而危坐，像是在“干事业”，——虽然心里也在想着如何做弊。在我看来，只要存着“写书法”的心，这字就无论如何写不好了。我们看前人的墨宝，尺牍里有许多上品，但更多的时候，文人连写信，也存着“写书法”的坏心眼儿，便连信也写不好看了，从文章到字都如此。王羲之的短笺，比他别的字好看，王献之手上的功夫更深一些，但他多少有一点“写书法”的心，写出来就无论如何赶不上乃父，虽然他自己不服气。现在的人，笔还没拿起来，先下决心要写一幅“书法”，这是挺可笑的。

　　我挺喜欢鲁迅的字。他以实用的态度写字，写出来的字很平静，因为性格有趣，又有摇曳多姿的地方，——当然得细看才看得出来。他偶尔也会给别人写中堂扇面之类，就不如他的信和文章草稿了。鲁迅是做梦也没想作过“书法家”的，所以才好，很好。如果要我来“培养书法家”，我只教他写写米字格，熟悉用笔，学点楷法和行法，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前人的帖子，都藏起来，一个也不使他见到。剩下的事，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人堆2005-7-2 9:46:00

 三七

　　最小的人堆是两个人。哪怕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每个人的行事都和单独的时候不太一样。 都想琢磨别人的意思，又想让人知道自己的意思，又提防着自己的意思给对方琢磨尽了。要是三个人，那就加倍地复杂。中国人特别聪明，所以也特别复杂，所以会总结出“二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那样可怕的话来。四个人呢，五个人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不过不用怕最后会算得头晕，因为人堆儿一旦大了，反而简单起来。这叫什么变到什么变，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

　　古往今来的人堆我不讲，只讲我经历过的。最大的人堆，我是在广场上见到的，总有好几十万人吧。我是一个极难狂热起来的人，可到了那么大的堆里，想不狂热都不行，顶多是比四周的人温度低一点。一到广场，脑袋立刻就晕了，连吸进的浊气都像是纯氧，又像是从打气筒里出来的，让我一下子膨胀起来，扶摇直上，在我的感觉里，一伸手，就算够不着海淀，也能把西直门给推开。我估计那几十万人也和我一样，而且多数比我胀得还利害，广场是怎么容得下我们的，这对我到现在也是个谜。我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明白人，一到广场，把来时的想法忘得一干二净，事实上，在这么大的人堆里，谁还有什么“想法”呢？你只要跟着大伙儿动就行了，至于大伙儿跟着谁，那是一个没人考虑的问题。——不是吗？扎堆的好处就是什么也不用想。

　　在这么大的人堆里，我立即变成了我所不认识的另一个家伙。平时我是个细声细气的和平主义者，现在我杀气腾腾，像印第安战士一样嚎叫，还想找块石头把天上的直升飞机给打下来（当时我真觉得我如果找到趁手的石头，就能把它给揍下来，可那广场给扫得太他妈干净了）。平时我是个诚实谨慎的人，刚到广场还不到三分钟，我就说了十七八句大话，里边至少有一半即使那个伯爵听见也得脸红。平时我见谁烦谁，谁见我谁烦，现在我和每个人拥抱，问候，交换疯狂的手势和表情。平时我是个胆小鬼，现在我一心想找个人把他杀了。

　　让一个去给你搬块石头，比你自己去搬难多了；让三个人去做，你得跪下求他们不可；让十个人给你做，我就没听出有谁成功过。……现在我告诉你，让一万个人做点事，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只要一句话就行。要是有一百万人，你连话也不用说，使个眼色，他们嗡地就冲过去了。戒严那天晚上，我对从张家口来的一堆人说，你们带个头，咱们把广场这一大摊儿给缩紧点吧，平时我说过那么多有用的话，根本就没一个人听，现在我不过是说着玩儿，好几万人都“缩”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指令，反正跟着做就是了。一个家伙在东边叫喊，听见听不见的都轰地向那边跑，其实他只是找他的老婆。另一个家伙在话筒附近打了个喷嚏，大伙都屏息静气，等待他的下文。

　　平常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聪明，别人傻；现在，所有人都觉得别人聪明，自己傻，什么都听别人的，别人也听别人的，最后听一个人的，只要那个人能让自己的话被众人听见，他说什么，下边都万众一心。有一个工人爬到电线杆上，上万人都盯着他，希望他说点什么，也许他嘟囔过“操你妈的电阻”，也许他什么也没说，反正后来大家都挺失望，那时他如果知道自己是在最高点，他可能会说点改变历史的话。

　　只要人堆足够大，人人都胆气粗豪。怕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打过仗的人跟我解释冲锋者的勇气，说“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现在我知道他在胡说，在这么大的堆儿里，谁还知道害怕呢？就算打死谁，那也是旁边那位。而且那时脑子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事情，因为根本就没脑子。每个人都觉得安全和正确，因为他觉得这么多人，总不会都傻吧？大家都这么想，谁也不会去想要傻都傻的可能。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因为他是链条上的一环，而且确实是，当万众一心地往前冲时，有一个人掉过头来，恐慌会立即漫延，转眼之间，大家都跟着向后跑，立刻散摊子了。

　　——这才算什么呀？在集体主义达到极至的年代，全中国都差不多成了一个人堆儿。后来不也这么“嗡”地一声散了吗？

不言论的自由2005-7-2 9:43:00
三七 (老邱)文

　　日前和几个朋友小聚，座上少了一位Ｚ君。问起他，别人笑吟吟地告诉我，Ｚ走在街上，被电视台的记者拦住，要他就市府的一件措施发表感想，那措施是很不得民心的，但Ｚ看到黑洞洞的镜头，如见枪口，屁为之滚，尿为之流，失魂落魄，说出一番着三不着两的言语来，当晚就给播在几百万人眼前。又据说，他的出演，前头是一位一百来岁的老太太，后面是个小学生，他给排在中间，其着三不着两的程度也在中间，正好给我辈中青年丢脸。所以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怕被人认出来。我平时不看电视，错过这样的趣事，很是遗憾，几天后遇到Z君，难免追问。Ｚ气得脸不红而反白，说他那天没有去吃饭，是因为关节痛犯了，不良于行。至于在电视上的发言，他的解释是，本想提些反对的意见，但不知怎么搞的，一说就顺拐了。我说，那你不会什么也不说吗？Ｚ尴尬了一会儿，忽然恼羞成怒，说“你们这些坏蛋”，还有好一些话，因为于我不利，不征引。

　　如果你非做一个残疾人不可，你选哪一种？我拿这个问题问人，得到的回答都一式，都选择做哑巴，可见说话这样一种功能，在国人心中，实在是可有可无。以言招祸的，过去和现在，太多太多，所以今天的人格外重视言论自由，不过以我的意见，目前的中国，离言论自由还远得很，倒不如先争取不言论的自由，装聋作哑的自由，这种自由争取到了，离言论自由也就不远了。因为想写一点纪念王小波的文字，这两天一直在看他的文集，里面有一篇《沉默的大多数》，讲到他保持了多年的沉默，因为没有机会说自己的话，也不愿说别人让他说的话，然而在这中间，他既在会议上表过态，也写过批判稿，这些经历使他后来决定再次说话，这次是说自己的话。但他没有提到的是，在不得不沉默和不得不说话之间，哪一种更让他难受。英人密尔说，专制使人冷嘲，鲁迅补充说，共和有时也使人沉默呢。我还要再加一句的是：两者的结合，还能使人想沉默而不得。

　　“表态”的事，这些年里，许多人写过诉苦文章，我就不多说了。汉武帝时有个叫颜异的大官，有人在他面前发牢骚，他嘴唇微动了一下，忍住了，没吭声。但落到酷吏张汤手里，还是被以腹诽罪论死，“自此以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腹诽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无路可逃的罪名，但老百姓离帝阙远得很，并不感到它的压迫。只有到了现代，民意成为重要的指标，“谄谀取容”才轮到更多人的头上。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习惯了”，说几句话，写半页纸，说不定还以为是自己在哄骗对方，面有得色，曾不知一来一往中，不言论的自由已经丢失，到了你真想保持沉默的时候，已经有所不能止了。

　　言论自由是一种政治权利。这权利的被剥夺，固然令人不快，连弃权的权利也没有，才真正是“高峰体验”。选举流行好多年了，现在政治进步，对票数的出入，政治家并不斤斤计较，在早一点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我知道一件事，发生在一个县里。计票后发现，一票反对之外，还有几张弃权票。反对票是受欢迎的，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敌人既然难免，自己暴露出来，可以节省许多调查费；弃权的人，则受到一致痛恨，因为他们不说话，却在腹诽，卑身以伏，其心殊不可问，所以要大查找，弄得全县天翻地覆。旧戏里面的古装小姐害羞，被问到对婚事的意见，总是既不摇头，也不点头，旁边的丫环却明白小姐的心事：不摇头，那就相当于点头了。我们的政治家则取摇头假说，不点头，那就是摇头，有人戏改御制诗一句，成为“六亿神州尽顺摇”，是不确的，其实都在点头，因为没有中间立场。

　　不止如此，说话还是一种训练。先帝说过，使用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老人家的话，句句里面有真理，这句也不例外。民意如何，很多时候并不受重视，所以不惮其烦，耗电费纸，让大家说话者，意在从小处入手，进行合作训练。不是练嘴，是练心，让你打心眼里看不起“节操”这种东西。这种训练，贯彻于我们所不留意的种种细故中。据说以后犯人可以不“交待问题”了，如果是真的，对我们非犯人来说，也是一种福音。我从上小学起，就苦痛于被迫自己诋毁自己，犯了一点小错，就被要求自己来说错在哪里，在头脑中深挖洞；其实老师并不认为我的错误有多么严重，只是对我进行一种由嘴及心的训练，其实他也不知道是在训练我，他只是出于被训练而成的习惯而已。直到现在，中国也有“写检查”一说，仍然是对人格的践踏。说来惭愧，我就业后，还写过一两次，从今以后要痛改前非，只犯错误，不写检查。有些事我管不了，也没胆子反对，不合作总可以吧？我想说的话说不成，什么也不说，总可以吧？

好逸恶劳2005-7-2 9:44:00

三七二十八(老邱)

　　我不但是个好逸恶劳的人，而且刚总结出一套好逸恶劳的理论，今天正想拿到论坛上去发表，上午有些事情，耽搁下来，这使得我有机会在吃午饭时就教一下朋友们。我对他们说，按过去的说法，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动光荣的理论，是劳心者发明出来，哄骗劳力者来埋头干活的。我还说了好多，有些话我下面将谈到。听完我的发言，一个朋友说，按你的理论，人人都不做体力劳动，你岂不要饿死？听了他的话，我勃然大怒。本来我不应该对朋友发怒，而且他的话也没有冒犯我。但我这几天有些邪火，便一古脑地发泄在这个无辜的朋友上。我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但我的朋友教养比我好，没有和我一般见识，这使得我很羞愧。

　　使我发怒的是他用的逻辑；我对这种“假如人人都……”的牛屎逻辑非常缺乏耐心。按照这种逻辑，世界上就没有正当的事。比如我站在船的左舷，来了一个这样的逻辑家，指责我说，你这个人真不像话，怎么能站在这里？假如人人都站在这里，船岂不要翻？我换一个地方站，他仍然可以这么说。我可以对他说，第一，不可能“人人都”来站在这里，第二，如果人人都站在这里导致翻船，那也该人人负责，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说这些话，会十分麻烦，而且没完没了，因为不论你到哪里，都会遇到这样的逻辑家。按他们的逻辑，我就该去跳海，虽然“人人都跳海”也是很糟糕的事，但如果我已经淹死了，他们就没法儿再对我罗嗦了。

　　而且在中午的发言里，我并没有反对劳动，并没有主张放弃生产。我议论的只是对“劳动”的态度，而且是“官方态度”。其实我在立论的时候，是很犹豫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例子，可以证明人们有时会主动地热爱劳动，并从中得到快乐。要想分清劳动中各种乐趣的来源和性质，打破分工理论中许多流传多年的神话，是一件挺费力的事。所以我宁愿绕点弯儿，从一些事例来谈。

　　一个眼前的例子，是用劳动作惩罚。有一堂语文课的课文是和“劳动光荣”有关的，一个小学生在上课时绕了四十分钟的手指头。至于他为什么绕手指头，也许他觉得这样好玩，也许他想做个编织家，我们且不去管他。教师很生气，放学后对他说，罚你把教室的玻璃擦一遍。这个小学生受到这样的惩罚，很难想像他会觉得光荣。当然他会从此变得小心点，在绕手指头时注意场合，并且把那讲“劳动光荣”的课文念熟，以避免再次光荣地擦玻璃。有些教师不这样惩罚学生，但我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教师，他会对学生说，我要惩罚你，这个学期你不用值日了。如果他这样说，全班的学生都会在上课时绕手指头，尽管他们都学过“劳动光荣”的课文。

　　这个小学生就是我。可惜我没有住过监狱，不然我会举出更有力的例子。我们有一个词叫“劳动改造”，这个手段的发明，基于两种理论，第一是认为犯罪的人都有“好逸恶劳”的习惯，让他们去搬石头，可以把他们重新训练成乖顺的劳动者；第二是认为艰苦的劳作会对人的身心发生一种作用，会使人变得高尚。犯罪和对体力劳动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件从来没有得到证明的事情，理论家们说，假若人人都埋头干活，就不会想到犯罪上去，用同样的逻辑，我也可以说，假若人人都躺着，也不会想到犯罪上去。我这么说当然不对，就像他们那么说也不对一样。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和第二种理论一样是借口。用劳动作惩罚，是自古皆然的事情，只听说罪人被派去挖陵修城，未听说奴隶会被买来从事可耻的休息。而劳动之所以能成为惩罚的手段，因为，而且只因为劳动是痛苦的。

　　说到这里，我本该给我使用的“劳动”概念下个定义了。但我发现这样做很难。所以我决定在“对方”的用法上使用这个词儿，所谓“对方”的用法，就是指那些“劳动高尚”论者，尽管在他们的辞典里，对劳动有很美妙的定义，但当他们宣讲其道德时，总是有所特指。他们从不说牧人的工作“光荣”，而是强调其艰苦；他们也尽量轻描淡写被牧者的艰苦，而赞美其“光荣”。

　　有一本小说，叫《工作是美丽的》。工作经常是美丽的，但这并不能改变我所说的性质，那就是劳动，在其本质上说，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人们劳动，就其总体而言，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必要。文人下乡，看到老农在耕地，觉得那图画很美，但要他站在牛屁股后面，他肯定要叫苦；又据说干活后吃饭最香，但据我所知，现在的餐馆，并不会请客人先去锯木头，即使他请，也没人干。在农村或工厂里，懒汉都受到指责，不过据我的分析，这种指责的依据，其一是怕懒汉成为众人的负担，其二是嫉妒心使然，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劳动者多年受了治人者的迷惑，已经接受了那样一种“劳动光荣”的道德，而不知自己之上当也。

　　《圣经》里讲，亚当违背主命，上帝发怒，诅咒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出于热爱和积极的动机，那不叫“劳动”；我说的劳动，是那些仅为谋生的工作。我们在这种工作中也会感到快乐，那是因为我们有时发生趣味，有时在创造，有时在人群间相互激发欢乐，有时久以习惯劳作的我们学会了自欺或自调。在更多的时候，在仅为谋生的劳作中，快乐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工作越艰苦，休息越畅快？有人认为这是劳动的一种好处，他们或者是瞎子，或者是骗子，不然不会看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只是因为我们逃离了，劳作越艰苦，逃离便会给我们更大的满足。

　　现在领导植树，过去皇帝劝农，只是装模作样地“三推”而已，如果像宋仁宗那样偶尔兴发，真的犁了一会儿，就要当成大事记在史书里，还要编《籍田记》，特加赞颂。如果一个人鼓吹一件好事，而自己却不肯去做，不论他用什么借口，我们都至少要先怀疑一下。我不想把脑力工作排除在劳动之外，但在这里，我要区分两种脑力工作，一种是真正有所成就的，一种只是管着别人来成就的。对后一种，我的怀疑要多些。管理当然是正当的工作，但如果管理者宣传说，被管理是光荣的，那么他就是别有用心。

　　我反对的不是劳动，而是强加于劳动的光环，我反对的是哄与骗，反对的是一种意愿，这种意愿盼望劳动者放弃自己的头脑，接受管理者告诉他们的一切道理。现在社会的分工很细，需要人种田，也需要人做数学题，也需要人做官。我反对的不是种田之类，而是用“光荣”这样的道德光环来使事情变得复杂。如果我们不说“做官”光荣，也就没理由说“种田光荣”。一种理论可能说种田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工作，好吧，我同意，但为什么从事这最基本而最劳苦的工作，便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在我看来，是缺乏证明的；而且从事这“最基本工作”的人从来最被忽视，对他们宣讲“劳动光荣”，只不过是想用另一种方式把他们束缚在职位上，是在忽视他们的利益之后，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骗术而已。最大的疑点是：同一些人，在另一种位置下，还在诅咒劳作，以免于艰苦为号召，自己甫一换位，便宣传“艰苦磨练人”，“劳动光荣”，我不能不怀疑他们的用心。

周末闲话：天下第一庄2005-7-2 9:42:00

 三七(老邱)文

   在外面与人互报乡贯，自称石家庄人，对方难免要满脸惊喜，“哦哦，大地方，大地方”，其实他正一肚子迷惘，以为我夜郎自大。喜欢抱根问底的，会变着法的继续打听这“石家庄”是哪个省，哪个县，又是哪个乡的。也难怪别人，石家庄市原本籍籍无名，只是侥幸于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渐渐热闹起来。河北的省会原是天津，文革时跑到保定，又给保定的造反派打跑，只剩八十人，在石家庄建立流亡政府，后来便赖下不走。石家庄沾了官威，才有今天的气象。但仍然不出名，《鹿鼎记》里提过石家庄骡马市的宋三，虽然只有一两句，那也是少有的风光事了；平时的电视新闻，好事都给北京抢去了，坏事都给河南抢去了，轮不着石家庄露脸。但我从在上中学时迁到这个城市，一住便到今天，说明它另有种种好处。至于有什么好处，且听我给诸位讲上一讲。

   第一种好处是“闲”。两个人当街打架，若是在上海，可能只有二十人驻足旁观；在北京，会有五十人；若在成都，可达一百人；在石家庄呢？少说也要聚上五六百人，一层一层地围着。这五六百人挤在一起，难免又会有几处打将起来，于是看的人越发地多，若无人管，便会发展到全城的人都在看打架。由于这种缘故，在石家庄，出现斗殴，都是由交警来管。

   第二种好处是“乱”。要领略这一点，最好到高处去，往下面的马路上看。每一瞬间，每一处，都是向哪个方向走的人都有；马路中间的栏杆，平均每十米就有一个人在爬过，有的向这边，有的向那边。最难得的是警察，给围在乱云里，镇定自若，连眉毛也不抬一下。我刚迁来的时候，还有骆驼上街，现在没有了，少了一种景象，可惜得很。

   第三种好处是“馋”。广东人好吃，成都人好吃，都比不上石家庄人。广东也罢，成都也罢，都有美食，宜然其好吃也；石家庄饭馆的出品之劣如此，而石家庄人好吃又如此，所以我说石家庄人是天下最好吃的。石家庄是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口味不一，什么风味的饭馆都有，难得的是做出来都是一种味道，叫做“虎镇”味儿，“虎镇”是一所厨师学校的名字，在这里，不论你点什么菜，虎镇人都能给你做出来；每次你发火，要叫出厨子来，都有一位一身油污，满脸傻笑，胖胖的虎镇人出来，呆呆地等着你骂。

   第四种好处是“齐”。前面说得简略，这一点上多说几句，因为别的地方可能不大见。先从小处说，就如穿衣服罢，前年流行一种高得骇人听闻的鞋根儿，一时间连阿猫阿狗都长高了半尺；再前年流行纹眉，顿时抛得“一地鸡毛”。男人也如此。先是穿黑大衣，上到省市领导，下到街头烤羊肉串的，一人一件，黑压压一片，而且从秋天就开始穿，因为热，就披在身上，用胳膊肘儿撑着。后来又穿皮茄克，半个城市都给牛皮蒙着。

   中等的事，可以“烧麦秸”为例。每年在国庆到中秋这几天，四郊十县的农民，都把麦秸堆到田头，每一入夜，点起火来烧掉，远远望去，烽火连天。石家庄市是气流下降区，所有的烟尘，都来这里集合，全城都在咳嗽，人人揉眼睛；人家在过中秋节，我们过的是中毒节，偶尔见着月亮，也是一张灰扑扑的脏脸。某年总书记巡幸到此，因为四郊多垒，只呆了一夜，就匆匆离去。总书记一走，石家庄人惭愧得眼泪叭嗒叭嗒真掉：就是当年打鬼子，也没这么着啊。从此痛下决心，每到季节，省市领导领头，所有机关都抽出人来，几十步一个，到田间地头守着，――现在是好得多了。

   大一点的事，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先讲悲剧，留着喜剧来收尾。84年元宵节，什么县里的农民来市里的长安公园放焰火，说是焰火，也就是大一点的炮仗，但已经够让人开眼的了。在白天，先有成千上万的人进了公园；夜幕一落，无数的市民把公园包围起来。公园方面吓呆了，收起了卖票赚钱的念头，打开园门，然而已经晚了。在那一夜的混乱中，有数十人死于践踏。

   再来说那喜剧。是再前一年的事。83年国庆，动物园开张那天，“几十万工人都上了街”，去接受大象的检阅。从中山路到动物园，几十里长街水泄不通，四十万人（那时石家庄市区有八十万人口）重足而立，自行车没一辆推着的，有的踩在脚下，有的举在头上，路边的墙头上，坐的全是人，有人翻跌过去，立即被补上缺口。孩子哭，老婆叫，动物园里的豺狼虎豹大声欢呼，而且有一只猴子，受到这景象的刺激，从此改说人话了。

（我这么编派石家庄，但愿别给同乡见着才好，呵呵。）

被小学生批判过的2005-7-2 9:43:00三七(老邱)文

   1971年我上小学，读到1976年，这个时期正是“十年”的后一半。在这几年里，我和全国别的小学生一样，写过，现在看来是很多的，批判文字。那时的作文，常常是“彻底批倒批臭‘读书无用论’”一类，题目出下来，我们就哗哗地削铅笔，动手写一篇两百字的文章，把“读书无用论”批倒批臭。开始写不了这样长，只能用几十个字，来把随便什么批倒批臭。到十岁时我已经相当熟练了，不论你交给我什么东西来批判，我都能很自信地把它批倒批臭。除了作文，所有成文的东西，决心书，倡议书，慰问信，检查……除了请假条之外，所必不可少的内容，一是颂圣，另一样就是批一点儿什么，至于批什么，得看当时的流行。比如上面说的批“读书无用论”，是七十年代初的事，如果你提早几年批它，那就该倒霉了。

   我的批判生涯不是从批刘开始，而是从“批林整风”开始。批刘时我还太小，只能观摩。当然，不管什么时候，批刘都是家常程序，你在文章放几句骂“叛徒内奸工贼”的话，一般不会错。“批林整风”之后，就是“批林批孔”，这才到了我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因为我已经上到三四年级了，很有本领，写得出有头有尾的作文。然后是 “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批“右倾翻案风”，这中间还批过“回潮”，批过“师道尊严”，还有永远在批的“苏修美帝”，以及种种数不清而我已经忘记的东西。有时还会要你批一本书，比如《青春之歌》，但和批《水浒》不同，在批判之前并不让你看《青春之歌》，因为你的“鉴别能力”还差，弄得不好，看过之后，不但批不出，自己先中毒了。这是件挺奇怪的事，因为中国人的鉴别能力总是如此地被低估，而批判能力又总是如此地被高估。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所有要你批判的东西，差不多都不让你看。

   我印象较深的是“评水浒批宋江”和“评法批儒”。《水浒》我看得非常起劲儿，批得也很起劲儿。这又是一件怪事，但当时并不觉得，当时已经“习惯了”。七五年我订了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和《朝霞》，后来这两本杂志被宣布为毒草，——那时的出版物分为两种，一种是毒草，一种虽然暂时还不是毒草，不过早晚也会是的。我看《学习与批判》时它还是香花，很多人揣摩它，不过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批判”的技术。这已经是有点高深的程度，因为多数人多数时候并不需要特别的学习，——你只需要批判。当然在批判中你也能学到东西，比如我就学会了使用“扈从国”这样的难字眼儿，虽然我不认识那个“扈”字。《水浒》里有一个姓它的女将，会用绳子像套马一样套人，我崇拜过她几年，但还是不会念那个字。七五年前后我读了一些先秦子书，语孟荀韩之属，但后来都得重读，而且要多花功夫来清除以前的印象，因为以前那个时候不但什么也读不懂，还尽把人家的意思往歪里想。总之，虽然也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我一点也不感谢那时的批判生涯，我绝不会认为如果没有“大批判”，我就再没机会学会那些东西，我也绝不会因为我很早学会了说“扈从国”，就感谢那种经历，不然我就成了某种贱坯，被当狗一样看待，还面有喜色，觉得自己爬得很好看。我说“被当狗一样看待”并不过分，因为只有狗，才是你要它咬谁它就咬谁，我们也只是对狗，才会简单地说：“老黄，咬！”——用不着告诉狗它为什么要咬那个人，也用不着让狗事先了解那个人，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该被咬的道理。

   我没有批判，准确点儿说，“批斗”过人，无论是地主还是教师，都没有落到过我的手里，因为我上小学的那个地方，人还厚道，不像有的地方，或六十年代后期那样，动辄把活生生的人拉到前面去“供批判用”。不过我们那时已经做好“批斗”别人的思想准备，像自动机器一样，只要你站在前面，弯下腰，不论你是什么人，哪怕你是在系鞋带儿，我们都会立即批斗你。在“反潮流”的时候，我很想批判我的班主任，因为我不过旷了一节课，他却把我“批判”了足足两节课。但只是想一想，没有敢实践，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师道尊严”很厉害，按我当时的看法，和全国的形势，或我从《朝霞》之类的杂志和电影里看来的“形势”比，是很落后于革命的。有一次在被他教训时，我想起那些故事，想像着我也冲上去前去，通体发亮，眼睛上闪着高光，大声宣布出他的错误，他一下子就灰溜溜了。这样的想像让我激动得不能自持，身体颤抖，血液沸腾。这位姓刘的老师看出我没有认真听他的教训，把我臭骂了一顿，我才清醒过来，虽然还在发抖，却是因为怕他。如果我非得感谢点什么，那我就感谢这位刘老师吧，或者谢天谢地，没叫我赶上批斗活人，这样，我那些批判文字，伤害的就只是自己了。无论我批判孔孟，或是批判美国的什么人，或是批判虽在中国而远离我十万八千里的什么人，他们对我的批判毫无所知，都活得好好的，或死的好好的，或虽然活得不好，却和我毫无关系，而我的批判不过是伤害自己而已。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伤害在什么地方。把某样东西宣布为“臭”，和要你自己动手把它“批臭”，这里面的区别很深。把孩子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达尔文是猴子，这不过是谬见的强迫教育。而要孩子自己动手来证明达尔文是猴子，得逼着他发动全部的恶意，抛弃对同类的所有同情心，蔑视一切他已知和未知的逻辑，把对事实的任何敬意踩到泥淖里去。前一种是对羊的训练，后一种兼有对狼的训练。前一种训练出来的是食物，后一种训练出来的，除了做食物，还会为主人捕食。对知道达尔文不是猴子的成年人来说，去批判达尔文是猴子，要先对自己进行无耻训练；对孩子来说，没有这种痛苦，而更坏的却是，他将不知道这里面有羞耻。对小学生，或任何对该对象无知的人来说，去批判一种对象，很像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在里面人们可以满足一种运用无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吗？我用一句“他妈的”就可以打倒你；管它是多少人殚精竭虑才产生的一点思想，我照样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这才是要义所在。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习惯于不讲道理，习惯于说谎，编造是非，习惯于把别人往坏里琢磨，习惯于依赖愚昧，并从愚昧中发现出力量，体验到快乐。田间地头学哲学，工人阶级上讲台，在这种“游戏”里，受伤害的绝不是知识传统的本身，而是我们。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念过书的人拿起什么事来都敢胡说，我怀疑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批判”着过来的。

   我批过个人主义，现在则以个人主义者自居；我批过自由主义，现在别人说我是自由主义；我批过经验主义，曾一直以为那是反对施用化肥的一种学说；我批过实用主义，很多年后才奇哉怪也地发现杜威原来不姓杜。我批判过指不胜曲的各种主义，这里边的一半，现在我也不很了然，另一半主义，后来花过很多时间来“学习”。被我咒骂过的人，很多是比我现在好得多的人，在那时他们在我眼里不是人；被我咒骂过的理论，许多是我现在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而那时它们在我眼里不过是“对象”。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误解，以为我要“忏悔”点什么。对不起，小学生是不需要被忏悔的。需要忏悔的不是我。当然我需要提防自己，提防早年教育在我身上的某些影子，不过，真正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还看到人们在接受这样的训练，有些人是被动的，有些人却偏要“自学成才”，我不知道哪一种更让我遗憾些。

我为什么与诗人为敌作者2005-7-2 9:31:00三七(老邱)文

　　我为什么与诗人为敌——没有讲完的故事

　　先请两位“大洋古”出来给我壮壮胆儿。第一位是大名人，罗马人贺拉斯：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诗；也许因为他在祖坟上撒过一泡尿，也许是他惊动了‘献牲地’，亵渎了神明，总之，他发了疯，像一头狗熊，如果他能够冲破拘束他的笼子的栏杆，他一定朗诵他的歪诗，把内行人和外行人统统吓跑。的确，谁要是被他捉住，他一定不放，念到你死为止……”

　　第二位是不怎么有名的英国佬罗伯特·波顿：

　　“他们变幻莫测，刚刚乐不可支，转眼就长吁短叹，没来由地抹眼泪儿，悲愁得快要精神错乱。……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固执于自己的奇思异想，另一些人则不论听到或见到什么，立马儿就倒了过去。看了一出戏，他会念叨上整整一个礼拜；要是听了一场歌舞，脑袋里就只剩下风笛在响；见到打仗，他们便彻底迷上了刀剑；要是受了一点气，从此又要愤世嫉俗。”

　　咳，言归正传。早先，我也曾是个诗人来着，每回小学里开运动会，我都要吟道：

　　“操场上，红旗扬，

　　三年二班志气昂；

　　……”

　　逢年过节，喇叭里也总要广播我的《五一颂》、《青松赞》……您知道，就是那种真正的诗。

　　转眼就到了八十年代，那可是个文学青年的时代，可不巧的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我的诗才涸竭了。整整三四年里，我只写出过一行诗：

　　“啊……”

　　听起来有点像惨叫。于是我放弃了原先的志向，但对诗人的崇拜丝毫未减。上大学的头一天，我平生第一次瞧见了真正的诗人，他就住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大大方方地向我介绍他的身份。我说：

　　“老天爷，那我可得握握您的手了。”

　　我握了他的手。我把这事写到了日记里。

　　那会儿校园里每个角落里都埋伏着诗人，在校门外，更多的诗人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等待着机会来袭击你。第一个把我“干掉”的是高年级的一个家伙，他把我堵在厕所里，在念诵他的诗篇时挥动手臂，假装是悲剧的手式，其实是为了拦住我逃走的去路。接下来是一位学高能物理的瘦子，他总在食堂等着我，在我消化他的诗句时，迅速吃掉我盘里的所有饭菜。还有一位非常非常不漂亮的女才子，把她的短诗写在牛仔裤上，弄得我害了半个月的眼病。更别提那位ZYN先生，现在他的名气可是非常之大了，那时他从南方跑到我的宿舍里，要求下顿不接上顿、撂着撂儿睡觉的我们每月提供“五十元菜金，三十斤粮票，一间用于创作的带双人床的工作室”。虽然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我们还是欢欢喜喜地接待他，并竭力请他去洗一个澡。他来时穿着一双很朴素的布鞋，从公共浴池回来，换成了皮鞋，使我们大开眼界。

　　ZYN很不满意接待的规格，他为此写了一首诗，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

　　“我的心在滴血。”

　　有一天他看起来要自杀了。我出发去找他，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愚蠢。我在校园里转了大约一百里路，发现他时，他正在和一位女性崇拜者恳谈。我没有打扰他们，痛骂了自己一会儿，溜回楼里，找了个瘦弱的家伙，对他说：

　　“你要是打我一拳，我就给你一块钱。”

　　他也是个诗人，很高兴地在我脸上打了一拳。

　　在我成为诗人之敌的过程中，同室的那位诗人帮了很大的忙。晚饭后我极少出去“自习”，常是懒在床上，转着眼珠儿，想像着各种快乐的事情，等待九点钟来临，那是校园里小餐馆上夜宵的时候，我和我的同类通常都是在那个时候才出动。诗人发现了我的恶习，也留下来，四顾无人，谨慎地关上房门，掏出一盒“好烟”来请我抽。我发现他的布置时，一切都晚了。我陷入沮丧。如果他取出的诗笺很厚，我的沮丧就加倍深沉。

　　他的诗笺通常是很厚的，而且为了防止我听不懂一些句子，或为了强调重要的部分，他每一段都要念上两遍，有时是三遍。

　　然后他说：

　　“您觉得怎么样？”

　　这是我最怕听到的话。它意味着一切都无可挽救了。有一半的时候，我会假装沉思一会儿，兴高采烈地说：

　　“不错……我的意思是说，真***好极了……”

　　诗人竭力装出谦逊的样子，等到他认为装得差不多了，就说：

　　“怎么好法儿？您得说说。”

　　我看了一眼表，气急败坏地说：

　　“我他妈怎么知道。”

　　看到他错谔的样子，我后悔了，说道：

　　“开个玩笑……哈哈……”我一边暗中痛骂自己，一边搜索枯肠，编造出最无耻的颂扬来。

　　然后我会在另一种悔恨中听到另一句可怕的话：

　　“您说得不错……不过，有些地方您还没有听懂……”

　　接下来，他会把诗再念上一两遍，直到我对那些刚才“没有听懂”的地方重新发表出他所满意的评论。

　　“你刚才是不是想出门来着？”他把烟收起来。“我没耽误你吧？”

　　“一点儿也没有。”我心情沉重，步履蹒跚地回到床上。

　　另一半的时候，我会直截了当地说：

　　“不好，一点也不好，什么小羊老羊，全是瞎扯蛋。”

　　但这也救不了我。

　　诗人竭力藏起羞怒来，等到他认为掩饰得差不多了，就说：

　　“怎么不好法儿？您得说说。”

　　我说出“怎么不好”。他说我“说得不错”，但“有些地方您还没有听懂”。读诗，批评。又读诗，又批评。又读诗，……我颂扬。我再次步履蹒跚地回到床上。

　　尽管如此，我对诗人仍然保持着一分敬意，直到我发现他们并不永远神游于八极之外，相反，他们都把自己的生活照料得好好的，不像我，过得####。缪斯只是偶尔干扰他们一会儿，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些心明眼亮的人，连鞋根儿也不许别人踩一下。

　　最后的打击是在某一年的元宵节，一个非常冷的夜晚。我被一个诗人拖到湖边去“看月亮”。我十分谨慎地建议，也许用不着跑到那么冷的地方，反正月亮从窗口看也是那么大。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我顿时无地自容。我们来到湖边，他穿得很暧，而我没有那么厚的衣服，缩着脖子，根本抬不起头来向天上看。

　　“多美啊。”他仰着头说。

　　“是啊多美啊。”我低着头说。

　　“你瞧那是什么？”

　　我往天上看去，一股窥伺已久的冷风趁机钻进我的领子。天上有个月亮，别的什么也没有。

　　“那里。”

　　诗人指着湖边的草丛。他是近视眼，而我视力很好，却什么也看不出来。

　　诗人走过去，从草丛里捡到一个饭袋，里边有若干不锈钢的餐具，还有一沓饭票。在回去的路上，他高兴地晃着战利品，我跟在后面，嫉妒得像一只得了胃溃疡的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