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梯

《关心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四)

在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中，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该包括分辩优劣、剔除糟粕部分的工作。相声大师候宝林先生，在发扬、保护传统相声艺术，和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就包括着他剔除糟粕、成就”文明、高雅相声”的重要功绩。

风俗、习惯、信仰、崇拜以及传说、奇闻等等非物质文化遗存，都是依靠人们口传心授来传播和遗存下来的。长期的传播历程中逐步添加了更多的内容，也会衍生出很多变化和派生出离奇的枝节或门派。其中应该免不了渗透进去相当数量的陋规、陋习，一起流传下来，由于总有某些人有一定的影响又含有对本身利益的考虑，而推波助澜的发展某些方面，使得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成为其似乎不可少的部分。

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特别强调历史和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过明显可以看到一切历史和文化的遗存里，无处不显露权力和财富的影子，每一代统治者只留存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毁灭影响本身地位的一切。秦始皇焚书坑儒、楚霸王焚烧阿房宫，就是毁灭前代文明最突出的一些事例。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也是宣传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拥戴统治者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得到支持和保护，才能够发展和繁荣，只有不明显危害统治者的东西，才能够保存下来。这就是现实，因此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文化遗存，对待非物质文化遗存，当然要有适当的分辩。

现在在保护、挖掘、研究、发扬的高涨的气氛中，一方面是很多有价值的遗存重见天日，可是不能避免的是有一些沉渣跟着翻腾着浮上台面。如果我们只是对任何风俗、习惯、奇闻、传说进行研究分析，当然不会衍生出严重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人或出于好奇或出于喜欢，把过去曾经有的做法又引入到现实生活中来，就会引发一些值得考虑和研究的事情来。

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斗争在对待历史文化遗存的态度中，仍然是存在的。尤其我们还应该清醒的知道，中国广大民众的整体科学、文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仍然是发展不平衡的。迷信与愚昧还有存在的空间，还有很大的受影响的人群，尤其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混淆了科学和迷信的界限，有很大的迷惑性。现在算命卜挂、看相、看风水，甚至用计算机预测命运，都公开打着易经研究、应用的旗号。对于它的危害还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其实这也是一种毒品，是一种精神毒品。也会害死人的。

“本命年”的各种风俗、传闻，近年来十分兴盛，辟邪的红腰带、红色内衣裤是每年借本命年人群的需求，而热销一阵的特殊商品。有人大概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无关大局，顶多只是一些笑话而已。而我对这些关于本命年的各种说法，形成的风俗和暗示，有着深切的痛恨，因为它可能是诱使我父亲当年自杀身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每个农历年对应一个生肖动物，十二年轮回一遍。每人十二岁、二十四岁。。。都会逢当年的生肖动物与自己的”属相”相同，大家就把这一年叫做各人的本命年。本来这个规律并没有特别的价值，在这一年中的生活、学习，以及一切的遭遇，与各种因素有关联，而与本命年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一个人在十二岁前后应该由小学进入中学，二十四岁应该差不多结束学业走入社会，而三十六岁前后，可能一个人的事业面临着某种转折和变化。这三个年龄段有的人是会为升学、择业或是事业的发展，面临选择、变化等等事情，或好、或坏使人或幸喜、或忧伤，不一而足。

这些本来与生肖、属相基本没有关联的种种事情的发生，无意中却可能让某些人，与本命年的存在产生了联想。有人说本命年联系着幸运，有的人又认为本命年隐伏着灾难，跟着又衍生出祈求幸运和消弥灾祸的千奇百怪的秘方。使用红腰带、红色内衣内裤就是近年普遍流行的妙方。很多人流行着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当其无”，或”不可全信也不能完全不信”的矛盾心理，来对待这些有点虚无缥缈又有点让人担心的事情。不少人就在本命年的每一天承受着担心发生什么的暗示，使精神和生理受到不良的影响，而受到不应有的意外伤害。遇到确实有了灾祸或困难，不是理智、客观的具体分析，并寻求正确的减灾和补救措施，而是联想到与本命年有关的命运的劫难，而接受错误的心里暗示，丧失理智以至自残。

我的父亲是1953年，投入南京玄武湖溺水自杀身亡的，当时正是”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时期，事发十分突然，对我、对我们家是一个天大的灾难。说它是灾难，不仅因为父亲的去世，自然给家庭的经济、情感等方方面面带来严重的影响，还因为在运动高潮时期的自杀，一般会被认为是担心有较大罪行被惩处而为，就是所谓”畏罪自杀”。必然引发关于是否有严重问题、需要严肃查证的提示。

事实就是这样，尽管银行领导对我们家还是十分关照，给予了适当的安慰，但是也提醒我们”正确对待”，可以想见我们家的大人和小孩受到的巨大压力。

结果直到这次运动结束，都没有出现我父亲有什么问题的线索和证据，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因为尽管没有查出问题，不能定为畏罪自杀，但是在运动高潮中的无端自杀，对运动仍然有不良的影响，是错误的。我们希望银行领导能够给予一个明确的结论，无论怎么批评他自杀的错误，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希望组织能确认父亲没有贪污的问题，以消除今后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政治影响。

银行领导却一直以”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一切只能由他自己负责来推脱，而拒绝给出一个结论。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谁愿意给一个在”运动”中自杀的人打保票呐，谁也不愿负这个责任。

事实上我们家每个人在政治方面长期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当时我是少先队中队长，父亲下葬后我当然佩带了黑纱，辅导员就暗暗提示我要注意影响，劝我摘去了臂上的黑纱。后来我当上了共青团员，也从学生到后来当教师时，多年是团支部的委员或书记，可见无论在政治上、工作上的表现是不错的。我长期是入党的积极分子，十几年的党课学习组长，可是最终没有入了共产党。一直是一名优秀的”革命群众”。我的大弟弟是民主党派的人，去参政议政了，其他弟妹也都是”革命群众”。

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还有本单位的人事干部参与写大字报，揭发我父亲是大贪污分子，在三反运动中畏罪自杀，也揭发我长期划不清界限，隐瞒我父亲的问题。可见存在于我的个人档案中，关于我父亲的相关记录，是如何的影响着我的形象。虽然没有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却也让我哭笑不得。

当然我是知道在我的个人档案中，有着关于我父亲的相关记录。我在加入共青团时(当时我是高三的学生)除了填写正规的申请书、志愿书外，还对关于我的重大问题，一一详细写出了特别增加的书面的材料。一方面就是父亲的有关情况，另一方面是我能够知道的，亲属中有历史问题(当时就是指在国民党时期当官的人)的人的情况。作为真诚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对组织绝对的忠诚，让我尽力收集到有关信息，写成了书面材料。我相信组织也作了相应的调查证实了我提供的材料。

我在高三加入了青年团(当时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才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感觉我的真诚，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十分欣慰。很长一段时期，我并没有将父亲的问题作为一个思想包袱，还是继续努力要求进步。到上大学后就开始申请加入共产党。我觉得坦诚的心态，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充分信任，对自己的学习和思想进步都十分自信。

虽然大学期间经历了多个政治运动，我仍然一直是团支部委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大学三年级参加了数学系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小组，学习和研究计算机的相关知识，并参与相关的研制工作。当时计算机的相关工作还是属于十分机密的内容，我还是担当了十分重要的工作，当然使我十分兴奋也很积极的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期间增加的有关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对我后来投入计算机普及应用和终生热爱计算机事业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家庭、父亲的因素的影响还是显现出来了。到四年级要有一些(几十个)同学提前毕业，参军到某个研究机关工作。部队的干部直接审查有关同学的档案，计算机组的多位同学被选中，还有两位计算机组内的教师也被选中，可是没有我。跟有关同学的条件相比，显然我是由于父亲的原因被剔除的。后来知道这些老师和同学是到”二炮”部队，去搞导弹了。待到结束学业毕业分配的时候，也有与计算机方面有关的接受单位，也都没有选择我。

工作以后到一个中专学校当教师，教数学课和物理课(因为搞电子计算机，补充了很多的物理、电子学方面的知识)在1961年由于学校招生数量削减，本校教师过剩我与几位同事借到一个部队学校代课。是一个部队的医学专科学校，当然仍然是属于军队系统。我教医用物理，就是医学院的普通物理。教学效果被同学和教学管理干部看好，还能根据医药专科学校的特点、调干学生的现状编写适用的教学补充讲义。

代课一年要结束时，医专的领导就动员我们调到他们那里去。我们代课的几个同事都愿意，部队的人到学校来调人，学校也同意调出一些人。可是别的几位调去了，却没有首先接受邀请的我。我知道他们看到档案后，改变了主意，对方学校教务和组织方面的负责人，与我个人关系不错，本来是主动想要我的，现在却来电话客气的告诉我，这边学校不肯放人，他们十分遗憾等等。我心里当然明白事实是什么，也客气的回复了他们。

根据我接受的教育和自己树立的信念，知道部队和机密单位的政审是要十分注重阶级路线的，因此也是理解的。尽管从理智上告诫自己要知道，要顾全大局，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过我的心里当然十分委屈。知道自己只能在受到约束的空间中发展，逐步习惯了有关的现象，心情也就平静了下来。也许就是因为自己经历中的感受，让我对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而受困的人有较多的同情，在同事和学生中遇到有关的情况，我会理智的给予协助。特定的环境影响也让我的思想有了多元化的倾向，也许这是对我有益的。

恢复高考后我调回了师大数学系，回到了有很多理解和信任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当中，心情就更好了工作也有了一些进展。这时的计算机已经不再是国家机密了，我更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展开有关计算机的教学和研究。不过这时年岁已经大了，一线的研究已经力不从心，只能选择科普水平的工作和教学了。

当年大家对我父亲的自杀都十分迷惑不解。

父亲解放前是中国银行的职员，解放后立刻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市支行，任存放(贷)科(管理存款和贷款)科长。因为我父亲过去与地下党有一些联系，因此虽然是旧职员却能得到高度的信任。存放科在当年经济恢复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管理贷款不但跟国营单位有关，更要跟私营厂商打交道。1951年父亲调任四牌楼办事处主任，虽然仍然是科长级别还是算升职了。后任的科长虽然任职时间不长，却在三反中被查出与私商勾结的问题，判了几年徒刑。

三反运动中他除了做业务领导外，还和另一位党员付主任一起领导单位的运动事务(当时运动中的对象的揭发与侦查称为”打老虎”)。当时父亲正在申请入党的过程中，是一直努力进步和积极工作的银行中层的职员，在家里父亲也要求我们在学校里和社会上的运动中积极参与，争取进步。

运动中总要动员大家将自己有关的问题先说出来，自己有一点问题讲清楚了，就卸下了思想上的顾虑，能轻松的站出来参加运动。父亲也把他认为过去曾经在经济上，不正当的行为也向组织作了交代。父亲向我和母亲详细说了这些事，让我们也放心一些。

这里有三件事。一是，1948年父亲担任中国银行南京新街口收付处(相当于一个大一点的储蓄所)主管时，几次与同事共同作弊，对一些晚上快打烊时送交现款的商户说，已经过时不能入账只能明天入账。私下却记入自己的帐户后送交金库，明天才转到商户的账内。大笔的款项一天的利息也是不少的，多次作弊利息大家私分，父亲分到约一百大洋。

二是，1946年我们家从镇江搬到南京，住在南京中国银行宿舍里，宿舍内的大件家具(几个大床、一个方桌、几个方凳一个碗橱)都是银行为宿舍配置的，也就是属于借用。在解放后搬家到中国人民银行宿舍时，父亲知道应该还给中国银行，却没有办理什么手续就搬到新家继续使用，属于占用公家财产。

三是，在1950年祖母去世时，父亲身为养子十分顾忌别人对他的看法，丧事办得比较铺张，不少朋友其中很多是父亲过去和现在的同事，赠送了丧仪。父亲认为解放后还大办丧事，是不应该的就也作为问题交代了，并按当时的记录将收到的丧仪一一退还给各人。

私分的银元与家具父亲除写了检查外，随后折价如数上缴给了银行的运动领导。因此运动以来父亲和我们全家都十分安心和坦然。

然而在三月初的一天，是这个月发工资的日子，中午办事处的勤务员替父亲把工资送回家给母亲，并带回了平时父亲使用的印章。母亲有一点诧异，来人也说不清原因，运动中时常有人受到审查，母亲觉得大概父亲暂时受到了停职审查，因为对父亲的信任也没有特别在意。很晚父亲还没有回家吃饭，全家有一点不安，这时银行行长派他的的三轮车夫(这是当时行长的代步专车)来接母亲到银行里去，说有事情要与母亲商量。

外婆安排弟弟、妹妹睡觉后与我在家等待消息。下午下了一点小雨，初春的夜晚还是十分寒冷的，不安的等待让我不时有点哆唆。过了一会三轮车又来接我，说母亲让我也去。三轮车把我拉倒中山北路的一家傧仪馆，行长和银行的另外两位同事陪着母亲。母亲脸上挂着泪告诉我父亲投玄武湖自杀了，这时我的全身窜过了一股凉气，呆呆的随着他们到里面，看到父亲躺在一块床板上。父亲身上的棉衣裤湿湿的，手冰凉冰凉、脸色苍白、闭着眼、微微皱着眉头。

母亲要我来，是因为行长需要与我们商量后事的安排，而母亲这时的心情让他觉得需要我来帮她共同决定。这突然让我想起父亲曾经一再跟我强调的，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要我在需要时，能担当起长子的责任。可是我还不足十四岁，只觉得一阵迷茫和恐惧。

在母亲和我来之前银行领导当然已经对有关问题作了详尽的研究。我们愿意完全听从银行的安排。行长一再向我们表白，银行也对父亲的自杀十分不解，因为并没有对父亲进行审查，还在让他正常工作，并参与领导单位的运动。他主动交代的问题有的是解放前的事，其他的也不算运动中要追究的问题。行长表示他主动向组织上缴的款项(约二百元)，将会发还给我们。

行长讲到只有一件事，可能让他有些误会，而使他想到了自杀。当时运动已经进行到中后期，为了让没有问题和没有大问题的人解脱思想上的负担，春节后银行全体职工大会上，行长宣布一批人、尤其是一些干部，没有什么问题。父亲在这个名单里，可是当宣布到父亲时，他单位的副主任却站起来请行长暂时去掉父亲的名字，说有点事情还要研究一下(事实是她收到了一封有关我父亲的检举信，但是没有更多的事实根据，她又没有向上级汇报,没有与上级研究这件检举信的处理办法)。当时的情况当然十分尴尬，父亲的颜面也有些挂不住。

定在第三天由银行安排简单的丧葬，安葬在雨花台的一座公墓里。只有家里人和几位最亲近的亲友来了，多数亲戚、同事、朋友遇到这种事，不知真相当然不会来了。

这几天晚上我都陪着母亲，一天夜里母亲突然跟我说，爸爸一定是被他的迷信害死的。父亲懂得易经，也会根据易经的爻词来卜挂和算命，也常常半开玩笑的为同事、朋友算命，不少人还认为他的卜算还是很准确的。几年前他为自己卜挂，认定他在本命年三十六岁时，有一个大劫很难躲过。几次反复卜算都是类似的爻词，虽然他并不十分迷信，对这样多次出现的爻词也心中发毛。所以也曾到挂摊让别人来算一算，竟然与自己得到同样的结果，这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他常常与母亲谈到这件事，又常常跟我强调”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而要求我能早日意识到对家庭的责任，是有他的考虑的。实际上是他心里担心卜挂的预言可能变成事实。这一年是蛇年，正是他的本命年，又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运动，想到了卜挂的结论，就经常担心会牵涉到自己。现在自己坦诚的处理，将能够想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主动交代，还在大会上受到怀疑，就想到卜挂应验了，有点觉得这个劫过不去了。

看来大会后的许多日子，别人并不理会他，而他却时时反复思虑着，决心以一死来表白自己。选择这一天是为了再给家里领一个月的工资。在他棉衣的口袋里只有少量的零钱和几张吃饭的发票，看来他让勤务员回家送工资和印章后，留了一点钱出去喝了一点酒吃了最后的一顿饭，就按几天来下了的决心去了玄武湖。

只要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谁都会认为，父亲的处境绝对不会导致走向自杀的路。显然这里面是算命的爻词和对本命年会遇到灾祸的说法，在父亲的心里不断产生着负面的心理暗示，遇到不利的情况就会想到是不幸的预言应验了，而受到了伤害。

我用亲身经历和受到的伤害，劝大家不要相信易经的爻词和本命年的无知的演绎。多一点科学的思想和知识，少一点迷信和愚昧的传言。对传统的文明也不能盲目吹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