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我们基础教育的成绩和不足
如何进行教育的改革，当然源于对现在教育现状的评价，对于改革内容的分歧，也是根源于一些具体评价上的歧议。
1958年我们开始参与的”教育革命”，对当时教育现状的负面评价是陈旧落后。这也是从对右派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中逐步引出的，因为这些右派教授是有学术成就，才当上这些职务获得教授头衔的，怎么能批得他们不被大家尊重呢？指出他们过去的成就、水平与现在的实际落后了，是一个办法。年纪已经老了的教授当然不能都保持学术的先进地位，批判总是可以找到内容的，当时批判的标准是要达到把右派分子”批倒批臭”，虽然当时的局面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场面还有差距，但是也够可以了。现在我们这些人也老了，想起这些事还是十分愧疚。
运动形势的发展非一般群众所能意料，现在想的与当时有千差万别，也谈不上后悔但是再遇到一些问题自然应该更理智和清醒一些。那时我们这些二年级的大学生，还没有学到很多的基本知识就卷入了一个大旋涡中，眼前看到的是几乎对一切都要批判，几乎一切都有错，到底该怎么办却是一片茫然。耳边飘浮的只是一些口号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想结合、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等等，可是怎么落实这些口号也令人茫然(应该说我们实实在在是想能落实这些口号的)。批判逐步从对右派教师扩大到对其他老教师的身上，记得先是对研究教学法和初等数学教学的教师，如教学法教研组的组长魏庚人教授，说他的学术内容陈旧等等。接着对讲授高等数学的教师也有发难，如对蒋硕民教授也批评他抱残守缺，多年来学术没有跟上现代的发展。蒋硕民教授当时是二级教授，应该算得上是微分方程的专家，他23岁就留学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当初曾经是我国数学界最年青的教授。铺天盖地的批判，让我感到了天混地暗的看不见路途。
不要随意扣人家”保守派”的帽子
我们这些将近七十岁的退休教师，也许很容易被怀疑为阻碍改革的保守派，对”改革者”的想法我愿意表示理解，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曾经是”教育革命”的”闯将”，现在也是教育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就算是摆老资格吧，我要告诉今天的各位”改革者”，当初我们自认为是大无畏的，冲锋陷阵似的投入”教育革命”的时间，要比他们早将近五十年。那是1958年各行各业的大跃进，让我们这些大学生热血沸腾，教育怎么跟上跃进的形势，要进行教育革命的问题就有人提出来了。我们作为大学生就第一次经历了”教育大革命的洗礼。
由于反右派的余音未绝，革命口号的感染威力就更强，人人跟进就怕拉后半步。记得对旧教育和旧教育权威的批判，是从对划为右派的老教师的批判开始的。一些右派分子老教师都是学术有成的权威，例如师大数学系划为右派的付钟孙先生，当时是副校长也担任过数学系主任和校教务长。他是北京师大数学系早年，1919年的第一届毕业生，不但他自己是数学教育的权威，他的大批学生也已经是各学科的学术权威。师大数学系的许多老教师也是他的学生。付钟孙先生划右派的根据，是当时”大鸣大放”中，他应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之约，写的一篇文章”中共失策之一”，其中对党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少意见。被指为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教育改革” 杂议
为什么要”议”,怎么是”杂议”呢。我是一个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人，提到”教育”的事就十分关心;提到教育改革一定有对过去教育的评价，那里有我的生命中一段亲历，对评价同意或不同意就可能要议;改革要影响教育的今后，教师的职业习惯总是不放心，不知不觉就要参加议一议。不过我终究退休了没有能力全面的研究这些问题，相对于正经的研究和讨论，只能列入”杂议”之中;能力有限议论的内容和具体意见多不能跟上主流，只能属于”杂议”而已。
“ 教育改革” 中一定要坚持” 学术民主”
进行”教育改革”的号召总是十分响亮和激动人心的，任何人大概都会对教育有着很高的期望，每个人可能都会对教育的一些问题心里有某些不满，听取论述教育改革的动员报告时，总会引起很多共鸣。
教育的任何问题不仅是牵动着千家万户，而是确实关系着家家户户，谁家没有孩子在上学、要上学。谁都会希望教育质量能不断的提高，都盼望教育能迅速走向现代化，更想着自己家的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赶上一位好老师。可是现今教育工作里不可能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中国开始建立起班级授课制的大、中、小学的教育体制不过百多年的时间，当然很难就达到完全正确，更谈不到完善。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育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大家都愿意能通过不断的改革让我国的教育，从结构、内容、师资、质量也就是一切方面能更好，好上加好。
召开福州会议时中小学计算机普及教育工作，面临着一片大好的发展形势，到处是积极分子跃跃欲试的计划和准备，从各地都得到支持娃娃普及计算机的诺言。可是会议后却很快就遇到了一次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普及工作的大滑坡。
1987 年的经济紧缩砍掉了中小学计算机普及的专项拨款，几年教育部没有钱用在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方面，这个情况当然要让地方想一想自己怎么办。老实说几年来各地跟随发展计算机普及时，有不少地方的相关负责同志，并没有对这件事有多少深刻的认识，” 跟风而上” 的成分是不少的。现在中央不再对这个项目拨款，他们认为显然是中央的政策有变，谁还愿意自作主张支持这件事呐。基本上多数地区对计算机普及的经费支持，都突然取消了。前两年被大家经常引用的邓小平讲话这时也没有作用了，很遗憾是教委( 这时教育部已经改组为国家教育委员会) 一位副主任在一次会议上，竟然说还有那么多的危房没解决，计算机可以先放一放。听到这句话我们这些在教委之下专门做计算机普及工作的人，心里有多难受你们应该可以想像得到。
中小学计算机普及教育需要适用的设备，这是微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85 、86 两年教育部、科协等中央单位通过各种渠道为青少年计算机教育筹款近三千万圆，加上各地区的筹款近亿圆，购买了各式学习用微机。有进口的、有进口元器件组装的五花八门的学习用机，基本上是主机为八位的处理器的简易型的微机。由于多数人不太懂计算机普及教育，选择微机设备就有很大的盲目性。只知道要讲”BASIC 程序设计” 就买一架装有BASIC 系统的微机，开始办师资培训班。现在要考虑要把计算机作为工具( 当然是逐步的) ，再来看这些微机的功能就相差得太远了。引导学习机的选择、开发适合的普及用机就十分重要了。
当年电子部的部长是李铁映，对生产计算机普及用微机很积极。计算机局局长李晔大学毕业于清华自动化系也比较重视，具体主管这个项目。教育部由中学司一位付司长主管，具体的事务逐渐由中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负责起来了。那时是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 七五) 期间，中学普及微机的研究开发列为计划内项目。列项拨款二百五十万，其中一百五十万用于硬件开发，定名为” 中华学习机” ，由计算机局主管。其他拨款用于开发配合教育、教学的应用软件，由中学司负责。
1986 年在福州开了第三次中小学计算机教育工作会议。1985 年是中小学计算机普及教育的一个小高潮，各省市都不同程度的跟随华夏基金会的实验学校，安排了一些学校进行省市一级的实验。不少条件比较好的学校更是十分关注到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多方寻求支持在本学校开展实验。中国科协青少年部也把计算机普及纳入青少年科普活动中，有些地方科协的青少年部十分积极，也抓了一些实验学校。快速推广的实验提出了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实验范围很小时选择设备、拟订教学内容都对全局影响不大，水平较高的教师容易找到，有能力及时解决遇到的难题，而实验学校一多就很难找到那么多合格的教师，培训根本来不及。
大家都先安排程序设计语言的教学，其他能做什么大多数人都不甚明白。当初为什么在第一批实验班的教学计划中，主要安排计算机程序设计的教学，当然受伊尔邵夫在洛桑会议上主报告的影响，同时也受当时普及工作能得到的设备支持的局限。也由于只在少数几个学校的几个实验班实施，没有更多的实例可参照，暂定一个内容来实验，并没有更深入的论证。
我的父亲(
一)
我的祖母没有兄弟是张家的独女。二十世纪初清朝末年虽然内忧外患充满动荡，但是张家的商业经营十分成功。在镇江有资金雄厚的钱庄和经营红火的几处绸布店，在上海还开着一个煤炭厂。祖母从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性格开朗十分聪明备受宠爱，没有男丁的一代注定只有祖母来继承丰厚的家产。从小除了一般的家教，稍大一些就经常在父亲周围，接触到家中产业的经营和观察到交往的各种人群。
要给继承张家财产的女儿安一个称心的家还费了一些心思。张家经商逐步发达，但是并不满足一个老板的身份，没有在商界子弟中寻找女婿。祖父潘家祖籍苏北邵伯，书香门第祖上有不少做官的记录，潘家人丁兴旺弟兄姐妹众多，成为关注的人选。看来祖母也接受了这种选择，虽然潘家已显败落，祖父仍被选为女婿招赘到了张家。
华夏基金的资助学校的实验计划中，曾经考虑在适当的时候组织项目学校的同学，参加有关计算机的知识竞赛，检查实验的成效、扩大实验的影响，不过准备等几年以后有了条件再做。
这期间中国计算机学会从电子学会下的二级学会提升为独立的一级学会，学会领导中的不少专家，十分关心对青少年的计算机普及教育。当时的学会理事长张效详和秘书长陈树楷，在让计算机学会关心青少年计算机普及教育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议定在1984 年组织首届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秘书长陈树楷和常务理事洪明光等专家积极进行了组织工作。不少计算机教育专家受邀担任评议委员，参与竞赛工作，我荣幸应邀担当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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