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数:155852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人们总是喜欢当裁判。
小时候有一种军旗，两个人对垒，另外有一个人做裁判，那时候就发现很多小朋友喜欢当裁判。后来发现当裁判的确好，没有胜利的压力、失败的痛苦，还能趾高气扬的对双方的战术给予一些评价。
其实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裁判对于一件事情不承担直接的责任，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论给出一套评价体系，至于说这套体系的公正与否就没有什么人再监督了。裁判对于双方运动员的伤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像足球运动中，裁判即使偏裁了、误判了，被冤枉的球队也只能忍了，比分已经锁定。
由于工作原因我也吸烟，觉得吸烟是和朋友、客户沟通的一种手段，也是在心情烦闷的时候的一种解脱。我父母也吸烟，而且基本都是吸那种低档的，看了下面触动很大，希望首先动员父母让他们戒烟，自己也争取少吸甚至不吸，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看到这篇文字，能够尽早的戒掉这个严重危害健康的恶习。
香烟过滤嘴也可能致癌（转载）
中国的烟民数量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很多青少年加入到烟民之中，的确令人担忧。过滤嘴香烟出现以后，很多人以为有了过滤嘴，香烟的危害会降低很多，但是其实并不然，而且还有可能相反！其实过滤嘴的作用不大。
香烟燃烧时产生的烟雾中含有几百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成分，特别是焦油、亚硝胺等40多种致癌物质，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为了不失去市场，烟草制造商想出妙招，给卷烟装上一段过滤嘴，说是这样可阻断有害化学物质吸入体内。这一举措迷惑了不少烟民，他们以为隔着过滤嘴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吸个痛快。
殊不知，过滤嘴所起的过滤作用是很有限的，对嗜烟者来说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而且过滤嘴本身所含的物质对人体同样有害。
有人作过调查研究，卷烟中尼古丁的滤除率，长滤嘴为43.28%，短滤嘴仅为9.93%。而吸入气道的烟雾中，有害成分一氧化碳却上升了30%-40%，两项相抵，过滤嘴对健康的危害反而有增无减。美国研究人员曾对3737名吸烟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吸带过滤嘴香烟的人，冠心病的患病率并不比吸无过滤嘴烟的人少，可见过滤嘴对烟民的健康是“爱莫能助”。
卷烟过滤嘴是用醋酸纤维制成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在吸烟过程中，特别是当吸烟者用手指头轻弹烟卷或舌头触及滤嘴时，会有数根至数十根细小的纤维从过滤嘴中脱落下来。这种直径只有20微米的纤维，可随高温的烟雾吸入呼吸道，并长驱直入最后到达吸烟者的肺泡组织,成为癌变的诱因。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城一家癌症研究所的约翰·波利博士通过显微镜意外地发现，在吸烟的癌症患者被手术切除的肺叶病理组织切片上，有一种闪光的细微杆状体，此乃来自卷烟过滤嘴中沾染了致癌物质的纤维。这是广大烟民意想不到的事情。
另外，人的手指一般都直接接触过滤嘴，香烟的这一段就成了细菌污物的载体。烟民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相互递烟，自然也给疾病交叉感染提供了一个方便途径。
国内对于过滤嘴产生致癌物质也有所报道，下面是国内某论坛关于香烟过滤嘴的一个帖子，我们但愿这不是真的：
有些话早几年就想说了，可一直都没机会．同时我也顾忌到许多东西．比如我本人的工资．可是看到我们的产品在害着许多不知情的人，尤其是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我就于心不忍。良知折磨了我好久，今天我终于决定把他说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国内的烟草行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把本来的过滤嘴材料更换了，由于怕改变口味，引起消费者的不适应。目前只是把低档烟改了，也有部分企业把中高档烟也改了。以前的滤嘴填充物是木质纤维做的叫做醋酸纤维，价格比较高，但对人体无害，而且过滤效果比较好。现在的滤嘴材料竟是用聚丙稀代替的〔聚丙稀：一种塑料原料〕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它经过化学和物理处理后拉成了纤维丝，看上去和以前一样，但是会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细碎纤维丝在你吸烟时被你吸进你的肺里。要知道那些细小的纤维是没法再从你的肺泡里出来了。而且为了让消费者看不出来，我们还在纤维里加了粘和剂。因为很粘没法生产，于是又加入了稀释剂。这两种都是有挥发性质的胶体，里面含有大量的苯,芳香烃类和类似油漆里面的化合物。车间里的生产工人都有头晕，恶心，呕吐的迹象。试想人吸了会怎样？企业对此则严格保密。遇到有环评，贯标等单位来检查时，都把车间大门关死，不让人进出。只给人看老滤嘴的生产过程。滤嘴在接香烟时，由于塑料容易粘刀，不好切割，我们就在刀片上涂抹硅油（又一种致癌物）其实吸烟对人体本来就有害，可是再雪上加霜就会让身体受到更大的毒害，成为有毒香烟。消费者如果得了肺癌还以为只是吸烟太多造成的呢。
衷心希望大家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蓝天白云、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畅快的呼吸而熄灭手中的香烟！
昨天晚上喝多了，起来有点晚。
早上去公司，路过东北大学南门，见到很多学生在那里站着，表情肃穆。走近才知道，原来是同学们在送别，大家一个一个的送，走的同学在上车之前与每一个人拥抱，很多大小伙子都流泪了。
7月份，又到了分手的季节，一起学习生活了4年的同学，朝夕相处，上铺下铺，而今可能要天各一方，甚至有可能从此不得相见，想想的确让人伤感。
很多同学所穿的学校的T恤衫上面已经被同学的签名写花了，但是大家依然穿着这样的衣服，在一个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外，送别一个个昔日同窗。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时候恐怕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大家的心情，不管平时是要好的还是互相打过架的，都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对青青校园的留恋，对同学的祝福和期望以及对未来生活道路的渴望与迷茫。
祝福他们，祝他们能够将十多年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后面的工作中，让他们这些雏鸟尽快的丰满自己的羽毛，展翅翱翔！
今天，一个高中同学带着一个销售经理来见我，谈什么保险的事情。
我耐心的听着他们讲完，大约2个小时。
刚回家，妻子和女儿都睡下了。晚上和一帮朋友喝酒，刚回家，大家都很高兴，其实大家都很久没有见面了，喝了啤酒、白酒、红酒、啤酒，吃饭、唱歌、喝酒。。。
总之大家都很高兴，虽然我有点迷糊。看着女儿霸占了我的床位，只能忍气吞声跑到她的房间了，唉！
如果哪天说销售不再需要喝酒了，我可能就被淘汰了。。。
马一浮，这是一个名不太经传的名字。第一次看到马一浮这个名字是在丰子恺先生的散文中。丰子恺先生的老师李叔同曾经几度登门拜访马一浮先生请教儒释道方面的知识。后来梁漱溟的书中也多有提及。今天见到一篇评论马一浮先生的文章，写的非常有力度，推荐一下。作者是当代的大儒——刘梦溪。
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转载）
作者：刘梦溪
我们知马一浮先生很难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开头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千古文章，难在知音。不是谁都可以了解马一浮先生的。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最难解读的一位。
陈寅恪也比较难于解读，但他是史学立场，时、地、人出典清楚。他的思想的关键，是晚清大变局所引发的家国的悲剧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痛。了解马一浮的难，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著作当中，他的著述其实很少，我们经常读的，无非是泰和、宜山两《会语》和《复性书院言讲录》，以及《尔雅台答问》和《答问补编》等。但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是他的学问的另一载体，那里呈现的是马一浮先生学问精神的最生动的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讲，你看我的诗，就会了解我的学问。可是真正读懂他的诗，就难了。还有更重要的，马先生的学问是儒佛会通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解读起来自然更增加难度。
我们一般习惯把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联系起来，称做新儒家的“三圣”。但是，如果加以比较（其实不大好比较，他们各有擅场），我个人认为，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会觉得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一点“杂”，而且还有“理障”；而马先生不杂不泥，一体通透，毫无理障。当然熊先生我也喜欢，率性真情，学问己出。如果把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我们会觉得梁先生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而马先生强调学问本身的境界，一向不看重学问的实用性。所以，如果以为学的本我境界来衡量，马先生的名字应排在前面，虽然他们都很了不起。解读马先生的难，我们从他极少知音可以得到证明。他的学生很少能了解他，当时在复性书院听他课的人，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就是他身边的王星贤、乌以风等资质好的早期门生，也没有真正地懂他。
马先生自己说：“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78）所以“不求”，是他深知他的学问不容易为人所了解。马先生的书信里面，常常流露一种孤寂感。当时后世，谁知马浮？也许如陈寅恪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吧。
马一浮其人就是一个文化典范
马一浮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的时流完全不相符合，可以说迥异时流。他不染尘俗，不汩习气，不沾势利。学问家有不同的等分，有专门家，有通儒。专门家多，通儒少。马先生是通儒。另外还有一种学问家，可以称作“高人”，就更少了，极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譬如我们不能讲熊（十力）先生是高人，也不能说梁（漱溟）先生是高人，但马一浮先生的的确确是高人。不仅是高人，他还是逸士。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说法，马先生既是高人，又是逸士。这在近现代中国是很少见的。陈寅恪自是高人，但还不能说是逸士。马一浮是20世纪学者里面真正的高人逸士。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明的文化典范，一个不沾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这八个字是《易经》里的话，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办复性书院，最高当局具名特请，这在一般人眼里，很容易认为是了不起的大事，实际上熊十力先生就有类似的看法，所以主张把这件事做得像样一些。但马先生却很低调，认为是一个异数，是不应有不可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出之。因此他想用佛道山林的方法办学，力主不隶属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内，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反对所谓“名士论政”。国民政府开始虽有筹办经费拨给，马先生仍主张通过社会的途径筹措，反对仰赖政府。他并不存有奢望，认为有少数人在这里从事就行了。实际上书院的生员一向也不多，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总之是“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65）。马先生的这种行事方式，熊十力先生不以为然，所以两位老友发生了争论，以至于后来熊竟拂袖不辞而别。其实不“枉道徇人”，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不“曲学阿世”，都是冀图保持人格与思想的独立性。
朱维铮先生提到叶圣陶先生的信，其实我看过这些信，无非可以证明熊十力先生和马先生有分歧，证明贺昌群和马先生也有分歧，不仅熊拂而离去，贺后来也离开了书院。分歧就是熊、贺主张书院要为学生谋出路，课程应包涵有切合实际的可以致用的内容。而马先生坚持不求致用，不谋出路。这些，在书院筹划过程马和诸当事人的通信中，已经反复讲明了。所以我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一文，没有征引叶圣陶的信。叶的信和日记亲切有味，对马的儒者气象和诗学造诣赞美有加，作为史料，成书时我会引述。我个人当然也很尊敬叶圣老，他是淳厚的前辈，但遗憾的是，他也未能懂得马先生。其实当时没有谁赞成书院像他那样办法。可是时过境迁，是非经久而论定，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马先生的理念是对的，恰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为人行事，特立独行，是绝不徇己、趋时、随俗的文化典范。
马一浮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特点，是主张把“闻见知识”和“自性本具之义理”区分开来。每个人一生都通过耳朵（闻）和眼睛（见）接触到许许多多的“闻见知识”，但这些“知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维过滤，化作生命本体的一部分，这些“闻见知识”不过是与自己无关的暂时堆放物而已。即使是往圣前贤的嘉言懿行，也必须经过自己的体悟。
所以他说：“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问学私记》，《马一浮集》第三卷页1140）马先生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的讲词，也曾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说，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体，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常讲思想，也常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其实不一定。
我们现代的教育制度，向学生灌输的大都是新旧杂陈的闻见知识，不容易化为自己生命的自觉意识。马先生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但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永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的学者，我个人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儒佛会通的学问结构
大家都知道马一浮是儒学的大家或大师，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甚至讲过，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几乎可以说他是宋明以后的最重要的学者。而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他的儒学研究是与佛学结合在一起的。这有他的著作为证。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应该讲，都是关于儒学的特别是“六艺之学”的著作，但即使是这些著作，亦即集中讲述儒学问题的论著，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体讲述的。
我个人反复阅读马先生的著作，发现他从来都是既讲儒学，又讲佛学，他的佛学修养和对佛理的探究，绝不在儒学之下。他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当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我找不到还有另外哪几位在佛学方面能和马先生相比。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文会以及欧阳竟无两位现代佛学的大师，他们的著作我仔细读过，但就园融贯通而言，我宁愿相信马先生还是站在了杨、欧的前面。他对佛氏的义学和禅学的研究体悟，看不出有谁更有靠近他的资格。我曾经说过，他的佛学造诣之高，使得有幸和他多所接触的人，难免有出尘之想。李叔同就是个例证。当然李的出家，有各种缘会，马只是其中一因。但另外一位叫彭逊之的人，其出家跟马先生的影响应有直接的关系。其实马先生不赞成其出家，后来彭出家却不能戒掉瞋恚忿怼，甚至和小僧人吵架，结果不得已又离寺还俗。马先生早预知其佛缘未到，只是不便强行劝止，只好对彭的家庭子女多方施以惠顾。
马一浮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证儒，儒佛互阐，儒佛会通。他的一句著名的话是：“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马一浮集》第一册，页743）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64）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跟头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儒学。如果问，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我倾向是儒佛并重，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吴光教授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马一浮主要是儒学。我认为他是儒学，同时也是佛学。
如果说熊、粱都经过“由佛返儒”的过程，那么马是在不同时期对儒佛有所侧重，不存在返而不归的“返”的问题。比如他在复性书院和弟子讲，如果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学义理，“彼此印证”，可以说“无往而不合”，并说他所以对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为“从此得来”。然后才说：“比年颇少道及，亦所谓‘反之于六经’。”（《马一浮集》第三册页1052）从“比年”一词，可知指的是1938年在浙大开始国学讲座以来，佛学讲得少了。而究其实，如前所说，即使在泰和，在宜山，在乐山复性书院，主要讲的是儒学，也未见佛学少讲。事实上他随时都在讲经说佛，他一生的精神旨归从未曾离开过佛学。
马一浮的学问是“达道之学”
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 “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
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包涵有传道的内容，所以韩愈的《师说》开头便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看，传道是第一位的。但是现代的知识主义的教育，却不再担负传道的职责。有人也许会发为疑问，说西方的教育不是也不传道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感到遗憾？其实西方并非不讲传道，只不过另有系统，他们的宗教设施专门负有此项使命。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的为学而能“达”之于“道”，是越来越少了。很多学人只讲“证据”，不讲“証悟”。只满足于“知”，而缺少“识”。按《说文》段注，“识，常也”的“常”是“意”字之误，应作“识，意也”。而“意”，则是“心之所存”。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証悟”。经过“証悟”，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的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永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这样的学问态度，显然和通常所谓求知的学问是相区隔的。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可是在马先生看来，“求真理”仍然是“向外寻求”的方法，其真实性未免可疑。只有“反身而求”，才能达之于道。如何达道？需要拔俗。马一浮说：“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心性，是谓俗儒；昧于经术，是谓俗吏；随顺习气，是谓俗人。”（《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一·示吴敬生》）当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主要是在人文学科的范畴之内。
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理价值
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立名原是有所置疑的，他认为这个名词“本不可用”，但一定随俗使用，他认为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这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的不同于已往的新定义，可惜学术界长期未予足够重视。2006年我写《论国学》一文，重提此案，郑重表示对马先生的国学定义本人最能认同，并建议在小学教育中设国学一科，内容以《论语》和《孟子》的选读为主，搭建通向“六艺”即“六经”的桥梁。2008年八月，我又在《文汇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分别刊出《国学辨义》长文，再一次对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学理价值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说。我说国学已往有过两个定义，一是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二是国学指中国的固有学术。马先生给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是第三个定义，其学理内涵最为恰切，可以施之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并有助于厘清国学概念的乱用和滥用。最近几年，国学前所未有地热络，人人都在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讲国学，什么都成国学了。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国学的盛宴”，实在拟于不伦。还有人把古代的胎教也称作“国学”。最近又有人提出“大国学”的概念。
马一浮先生讲国学是“六艺之学”，使国学回到了中国文化的初典，可以看作是对国学定义的最经典的表述，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也就是“六经”，是中华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马先生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会语》）熊十力也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论六经》）熊、马的学术思想虽存在分歧，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完全一致。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马一浮言文体制的典范意义
马一浮先生的言说和文笔极为独特，是典雅的文言或者带有文言色彩的典雅白话。他讲述、论证、诠解、叙论，均讲究分际，用词遣字，非切毋取。他重文体，重称谓，重场景，重义理，重礼仪。为言为文，不止在于达理，而且在于达礼。达礼需要持敬。马的言文都有“敬”存焉。百年来的学风和文风，是越来越世俗化、粗糙化和粗鄙化，可是马先生的文字，既能曲尽事体情理，又能做到典则质雅。
他对华夏文藻，对国家的文事，实抱持极大的期待。当全民抗战的艰难窘迫的环境，他对国家未来复兴之时的文体问题便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尔雅台答问续编·示王子游》）同时援引汉代张汤想让倪宽来写奏书，而武帝不以为然，说“此非俗吏所能为”的例证，说明制诰之文，须通达治体。“鄙倍”一词见于《论语·泰伯》，曾子说要想达之于道，有三点亟需注意：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二是“正颜色，斯近信”，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鄙倍”是凡陋悖理的意思，马先生以之批评四十年代的文风，是很严厉的。而今天，文风之恶俗，辞气之鄙倍，拟喻之不伦，更今非昔比了。马先生文风辞气的雍容典雅，本身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修辞立诚的典范。
兹举一例，以见马先生文辞称谓的断限之严。1942年岁杪，一位叫李芳远的人士，将弘一法师临灭前的偈语二首寄给了马一浮先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一偈为“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第二偈“问余何遗，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马先生用偈中语成一诗，写给李并嘱其告于弘一法师的灵座。第二年李又有一信奉马先生，信的内容已不可知，但马先生的复信颇耐人寻味。由于李在信中对马一浮以师相称，又有“座主”、“师叔”等称谓，实属拟于不伦。故马先生说：“来书谬于相师，所以见呼者，忽曰座主，忽曰师叔，皆非所当施。”又解释道：“吾非讲经法师，何来座主之号？与尊师弘一虽为朋友，然在俗素非同门，出家更非法眷，师叔之称，尤为不伦。凡世间名字称谓，各有所当，岂得混乱而施。又贤固未尝及吾门，未具师资之礼而遽自称弟子，亦为不可。若依通俗以先生见称，自称後学，此犹不失于礼也。”（《马一浮集》第二册，页1013至1014）人我之间的称谓问题，直接与礼仪相关，马先生特别重视。本来由于弘一法师的关系，马先生对这位李芳远是优礼的，前信还称李为“仁者”；这次由于称谓不伦，严重失礼，马先生不得已施之以教诲。按之今天当然算不得什么了，岂止“师”可以随便称呼，“师傅”不也是各阶层人士乐道互称彼此为礼为尊的普世性概念麽！是又越发证明马先生当年对一青年后学失礼的施教，在辞气鄙倍和称谓紊乱的今天，具有怎样的启悟证发的意义。
还有马一浮先生的言文辞气带有浓厚的佛禅意境，其发为言说或写为文章往往千回百转，荡气回肠。他的许多书信尤其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刘公纯是马先生比较看重的弟子，因一次提问不惬，被马先生严加钳锤了一番。公纯想寻觅“悟缘”，马先生说：“悟後一字用不着，但可借此引起疑情，切莫向他言句上觅，转觅转远，忽然捉得自家鼻孔，方知死尸原是活人，到此方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也。”然后又说：“参禅须是猛著精彩，古人从这里翻过身来者，个个似生龙活虎一般。所谓野狐跳入金毛队，如此方真是变化气质，立地超凡入圣。岂是不唧溜汉，终日寻寻觅觅，伫思停机所可等待者，不可将一言半语小有解会便当作悟也。” （《马一浮集》第一册，页730至731）古代禅宗大德为使人解悟，有时不免用“恶辣语言”，钳锤棒喝，而其发心则无限慈悲。马先生说，他仅仅是对他喜欢的弟子，“聊为倾出一栳栳”，尚不是古德的“骂会”。以此，如果我认为佛氏义学和禅学的修养，使得马一浮先生的语言在典则古雅的同时，还真的“生龙活虎一般”，“猛著精彩”，恐怕不算溢美之词。
马一浮的诗学成就
我们不要忘记马一浮先生的诗学成就。马先生生平为诗三千多首，数量已经可观，而质量尤少可比肩者。二十世纪学者当中，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萧公权、吴宓等都能诗，但马先生的诗学成就应该排在前面而又前面（诗余似逊于静安先生）。他的诗避熟弃俗，禅意馥馥，独辟意境，自创理境。他说“作诗以说理为最难”，古贤理境高妙者应推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对释氏义学和禅学影响下的诗的创作，他给予正面评价。实际上他自己的诗就充满了禅悟和理趣。《答虞逸夫》信中所说的“自有义学、禅学而玄凤弥畅，文采虽没理极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後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以及“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尔雅台答问补编》），固然表达的是他关于我国诗歌流变的史识，但如认作是他的自评，亦若何苻契。当然禅悟和理趣不等于在诗中说理，而是诗旨的幽深。
马先生所以擅长诗道，首先在于他是感情极为深挚充溢之人。所以他主张“诗以感为体”，在复性书院讲《论语大义》的时候曾说：“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复性书院讲录》）还主张“诗贵神悟”，随手拈来都成妙谛，语可拙而不可俚。作为诗人来说，还须有天真之气和旷逸之趣（同前）。发而为诗的这些条件，马一浮先生悉皆具备。一次他颇为自负地说：“但使中国文字不灭，吾诗必传，可以断言。”又说：“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语录类编·诗学篇》）马先生为人谦谨，很少作如是语，可知他对自己的诗学和诗道是何等看重。而对沈寐叟、陈散原、郑孝胥等近代大家，他能道其所长，也知其所短。揆诸民国时期的学人诗坛，马一浮先生的是有一无二之人。
（载于2009年6月17日《中华读书报》）
1、一会儿让那个大狗咬你
某周末艳阳高照，天气晴好，妻子和女儿出去活动了，自己在院子里散步。看着院子里男女老少和谐共处感觉很好。
快走回我家单元门口，一个女士带着一个婴儿，婴儿大约有1、2岁左右，刚刚会走。刚会走的婴儿非常好奇，不断的挣脱女士的手左冲右突。
一会儿女士有些不耐烦了，对着婴儿大声训斥。
女士：别在乱跑，再乱跑让那大狗咬你啊！
这也没啥，关键是边说女士边往这边一指，呵呵，我一看指过来了，这边除了我还真没有什么大狗。
唉，为了孩子的健康，我认了！
2、你日本话说的挺好啊
出差，做动车。在我左手两个人非常有趣。
路上，坐在我右侧靠窗的位置的一位虎背熊腰的男士接听一个电话，嗓音比较大，但是说的是外语，一种大家都听不太懂的语言，有点像日语和韩语，后来仔细听一下，才听出来有舌头的“嘟噜嘟噜”的发音，才听出来是俄语。
男人撂下电话，坐在他身边的另外一个哥们用充满羡慕的眼光热切的看着他，然后敬佩的说：哥们，你的日语说的挺好啊！
那个接电话的男人大约有20秒钟没说话，估计实在挺不住了，说了一句：我这是俄语。晕倒了。
3、赶快让嫦娥下来
还是上面这个哥们。
火车快到站了，这个哥们接听了个电话，估计电话那头传来了当地下大雨的消息（有可能是沈阳），这个哥们一听，大声说：什么，天都下漏了，赶快让嫦娥下来补上啊！
全车厢有三分之一爆笑，三分之一晕倒，剩下山分之一爆笑着晕倒。。。
4、智斗骗子
在哈尔滨见到Sadam，谈到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智斗骗子的事情。
据他讲，某一天，他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突然在QQ上叫他，让他给汇点款，要借2000元钱。
Sadam怕是骗子，马上给朋友电话。可是这是朋友电话关机。
为了加点小心，他试探着和那个人聊了几句。后来那个人让他汇款之后瞬间就发过来一个卡号，还是另外一个名字，他马上明白了，就决心逗一下骗子。
Sadam：前几天我喝多了，去洗浴了；
骗子：哦，然后呢；
Sadam：去洗浴中心我也喝多了，就找了个小姐；
骗子：哦，款汇出来了吗？
Sadam：我正在汇，一会你就能收到。你猜我找的小姐是谁？
骗子：谁呀？
Sadam：你妹妹。唉，我这个后悔啊，酒后无德啊！你说你妹妹咋不干别的呢，干这行。
骗子20秒钟没反应，之后发过来一个愤怒的表情。
这时候Sadam和身旁的同事已经都笑喷了。
骗子又在催促，问款汇出来没，Sadam在不断的应付，为了多和骗子周旋一会儿。
过了一会，骗子出去了，估计去查款项到没到。
过了一会儿，骗子回来了。
骗子：我还没收到啊，你汇没汇啊？
Sadam：你管你妹妹借多好啊，她每天挣的挺多的。
骗子半天无语，最后又问款汇没，Sadam写了：我要是像你一样傻就给你汇了。
呵呵，大快人心啊！
5、雷人的短信
那天收到一个短信，差点没被雷死。短信是这样写的：
哥，你好，我叫晓雨，今年十八岁刚来沈阳工作，因家里出了点事，想用自己的『第一次』换些钱急用！大哥，你能帮帮我吗。。。
同事看了还真有动心的，Adam说：让她来哈尔滨。
流氓！
探寻西方文化的起源：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
前一段读了一本尼采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看着有点晕，感觉对于古希腊时期的文化了解不多，正巧以前读过的忘记是梁漱溟还是葛兆光的书中提过一本由法国古郎士所写，由李玄伯翻译的一本《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感觉应该能够对了解古希腊哲学有所借助，就购买了，读来觉得收获很大。
网上关于作者的介绍不多，有这样一段：努玛·德尼·菲斯泰尔·德·古朗士(Numa Dennis Fustel de Coulanges)，一位摩尔根的同时代人。他发表的《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和制度研究》一书，阐明了古典世界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治世界，宗教在整个社会中起着支配作用。
让我感到多少有些吃惊的是我拿到的这个版本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看过序言和前言才知道原来这本书是作为了解希腊罗马古代法律的一本译著来出版的，不过非法律专业的人士读来也会有相当的收获正如作者叙言所说：说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的原则与信条乃此书之目的。的确，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远在2000年前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的大致雏形，对于之所有产生西方的文化的土壤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
书中对于年代的阐述不是很清晰，大多是通过张天虹的勘校在下面的注释提示的人物年代，就我看作者所谈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这一段大约是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后1、2百年的时间，也就是大约从中国的周代到魏晋时代左右。
本书分为五卷，分别是“古代信仰”、“家庭”、“邦”、“革命”、“邦制度消灭”，个人感觉第一章是阅读全书的根本和灵魂，入作者所言：最古宗教曾组成希腊、罗马家族，建立婚礼及父权，制定亲属的次序，固定所有权及承继。。。。所以研究古人信仰最为先务。也正是急于这样的观点，对于古希腊罗马的各种法律、制度和城邦的演进都围绕着对于古代家火、邦宗教的演进展开的。
第一卷读来收获很大。首先作者阐述的是“希腊及罗马民族，乃印度欧罗巴民族的指派。”这一点在后续的论述中多有提及，很多希腊、罗马、印度的宗教、信仰都是一致的。他们都不相信“死即止”，总相信人死后魂不在世界之外，而是居住在人类之间，只不过是居住在地下，这样就衍生出希腊罗马最古的宗教信仰：认为家长死后会在地下继续生活，但是这种继续生活有赖于活着的家族后人保持家中的“家火”不熄，保持经常有祭祀的食品和酒水的供应，并且坚信死后没有墓穴的魂会非常穷苦，而有墓的死者会得到安乐，因此古代葬礼的举行，并不是为了表示家属的悲苦，而是为了死者的永安与幸福。“古人最初的观念是：死人生活于墓中；魂不离体；体葬于何处，则其魂亦不离其处。死者对于生时的一切行为亦无所谓报告。既葬以后，亦无所等候赏或罚。地下之魂尚未能完全脱离人类，仍需饮食。”因此每年固定的日期，必须由特定的人员（家中的家长，一家之父）使用特定的仪式和语言来进行祭祀。这样的信仰慢慢的产生了古代的宗教、家火（圣火）、对死人的崇祀和古代家族制度。
第二卷读来触目惊心。由古代的家族信仰和宗教而产生的结果就是：宗教成为古代家族组织的原则。古代家族中最为尊敬者是一家的家长——父亲，因此慢慢的演变出父亲成为家中唯一有合法身份祭祀祖先的人，成为家中执行法律的人，成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合法人，而其他人对于父亲而言完全可以当作不存在，父亲可以随意贩卖、宰杀家中成员。而家中最无地位者就是女子，女儿尤甚。
印象最深的就是家庭中女儿几乎无任何权利，女儿不能参与家火和祖先的祭祀，女儿无继承权，女子结婚以后就必须得到夫家的肯定才能算作夫家的人，而从此就与亲生父母家没有任何关联，也不能再称自己信奉原来的家火和家神，宗教禁止独身，也几乎禁止离婚。由于宗教强调家族不可断绝，因此遇到无后代的情况下，女子就会非常悲惨，如果丈夫原因无后，那么丈夫的弟兄或者亲属都可以代替丈夫行使父权，妇人必须从之而不能有怨言，而且印度、雅典、希腊、罗马都有这样明确的法律条文。“宗教是何等的威权！宗教义务远在其他义务之上！”并且古代法律令无子的寡妇与其丈夫之最近亲族结婚。如果一家没有合法的儿子继承家产，家中只有女儿，古代宗教规定可以过继亲属的男孩最为继承者，或者要求家族中其他男性亲属娶这个女儿来继承家产。即使是雅典非常英明的一位统治者叟伦所改写的一部当时非常开明的法典中也明确写明：如果父亲只有一个女儿，独女也不能继承，必须由最近的男性亲属继承，但是同时这个男性亲属必须娶这个独女，这样间接的做到了女儿可以享受父亲的财产。
种种的家族宗教最终产生了希腊罗马古代社会乱伦行为的合法与泛滥。关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一些乱伦的阐述也可以看出其实古代宗教、家族思想对于人类的意识形态、行为和思想都产生严重的影响。
第三卷阐述了希腊罗马古代邦城的发展，谈到古代社会由于每一个家庭有一个神，因此古代社会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个神（当然还有一些是大家公认的神，也有一大批），对完全不同的神的崇祀如何会建立正式的社会呢？有一件事务使然：“这件事务就是信仰。莫有再比他在精神上更有力量的了。信仰是我们思想的产物，但我们并不能随意变化他。他是我们的作品，而我们不自觉。他是人类的，而我们以为神。他是我们力量的结果，但较我们更有力量。他在我们本身，须臾不离，不断地主使我们。他若说服从，我们就服从；他若指出义务，我们即遵办。人固然可以降伏自然界，但永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隶。”这不光是作者对于古代宗教信仰的精辟总结，也是对人类进化史中关于宗教部分的内容的深刻反思。
这一卷还阐述了古代宗教与现代宗教的一些本质差别：“古代宗教的性质与作用不能使人类聪明达到绝对观念，亦非为求知的思想开一条可遇上帝的光明之路。这种宗教是许多小信仰、小仪注、小礼节的纷乱结合。不必寻找理由，不必深思细考他们的缘故。古人对于宗教这个字，意义与今人不同。今人所谓宗教，指教义、上帝理论、人类本身与其四周咪咪信仰心的表现而言。古人则指礼节、仪注、外表的形式。古人以教义为不足轻重，而仪注更重要。人人必须遵守。宗教对人是物质的牵连，他是奴隶人类的铁链，创自人类，但人类竟为所制。人类畏他，亦不敢讨论、争辩、正眼看视他。神、英雄、鬼，皆向人索祭享，人只有还欠债以结他们的欢心。或者实在说起，以免除他们的不欢心。”
“宗教告人到处皆有神，神是小的、恶的，容易发怒。。。他对他的家，等于我们对庙，祭祀与神皆在其中。家火是神，墙、门、门阀莫不是神。围着田地的界石，亦莫不是神。坟墓等于祭台，祖先亦是神。”
随着邦宗教的不断发展，邦这种社会形式逐渐显露出对于人类的巨大束缚作用。“邦根据宗教而建立，邦的组织等于教堂。他的力量由此而出，他纵览一切之权，以及对人民的绝对支配，亦由于此。在这种原则建立的社会，个人自由不能存在。公民在一切事务，皆须服从邦。公民完全属于他。宗教生出国家，国家维持宗教，两者互相帮助，成为一体。这两种混而为一的威权，几乎超人，精神与肉体皆为所支配。”
这样的宗教必然导致那些出身好、血统正宗的人不断的拥有统治社会的权利，同样的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宗教权利和金钱，而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永远沉沦为社会底层，成为奴隶和客人，永无出头之日。然而终究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随着这种牵绊和束缚的加重，反抗的力量也在不断加强，也有很多实行“仁政”的统治者在后世留下深刻的印记。比如雅典有一位叫做叟伦的王，为了与贵族统治做斗争和解放百姓与平民阶级曾经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他曾经废除了很多不平等的制度，并且分田地给古代的客人阶层。亚里士多德这样评价叟伦：他使奴隶人民的制度停止。够伟大的，致敬！
在第五卷《邦制度消灭》中我们见到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其中要提到的一位叫做蔡侬的。蔡侬（Zenon，公元前496～前429），后来好像翻译成芝诺的比较多。他属于希腊政治中的理信派。他的思想中有一些很有趣，比如“他们令人自省，在自身寻找义务、道德、奖劝。他们并不禁止人民管公务，并且希望管。但预先警告他们：其主要工作，宜在个人改善。无论对何政府，他们的良心皆应自主独立。”这是对古代宗教、邦政治的一大挑战，让人感觉在国家职务之外，他还有其他职务。与儒家的某些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吧。
这本书终于读完了，感觉虽然写书的人离我很远，翻译者也非我们时代，但是整本书无论从结构、语言到修辞和文法，读来都通俗易懂，对于我们了解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大有好处，同时让我们理解了西方很多文化、总价产生的根源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让我们后世的人吸收和借鉴，推荐之！
最合宜的表情
前几天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比较烦躁，心情也不是很好。那天从我办公室出来，在大厅见到Henry，他看了我一眼说：“虎哥，最近怎么了，怎么满脸疲惫？心情不太好？”
看来我还需要修炼，争取早日修炼成喜怒不行于色，不过这还真有点难。
记得周国平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做《最合宜的位置》，封面有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一个位置对于他是否最合宜，应该去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看它们是否感到快乐。
是呀，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合宜的位置，我自己最合宜的位置是什么呢？这可能还需要在人生的路上摸索吧。
不过我想对于我最合宜的表情应该是该欢笑的时候就欢笑，该思考的时候就思考，该生气的时候就生气，没有必要为谁而刻意掩饰，这也是我一贯的风格，可能这种表情对于我就是最合宜的表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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